丛书总序

第三个里程碑的思想经典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生、发展，在世界上有3个里程碑式事件。第一个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二个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个是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又称里约+20峰会）。

每个里程碑的时间相差20年，这期间出现了一批各具代表性的绿色经典著作，累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宝库。1990年代，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牵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2）、《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等。2000年代初，由我主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超越极限》（1992）、《商业生态学》（1994）、《超越增长》（1996）等。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策划出版这套“绿色发展文丛”，是要介绍第三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

在过去的5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如果说1972年第一个里程碑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1992年第二个里程碑强调了要用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思想，那么2012年第三个里程碑以来的思想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需要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进行升华，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需要区分强与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一种选择，即主张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强调前者是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后者是强可持续性观点。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9个地球生态物理边界已经有4个被人类活动突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这证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学术界提出了人类世的强可持续性概念，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向系统创新迈进。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路径依赖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要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来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而非普通的技术优化。联合国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实质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和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要变换跑道，在30～50年的时间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碳中和。 

第三，可持续性导向的转型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有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overgrowth）后退回模式，国际上称之为B模式或减增长（degrowth）模式，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行星边界，需要在不减少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将其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要利用后发优势使物质消耗足迹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强调的C模式。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软实力作用。联合国里约+20会议和2015—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4个支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化成为具有黏合性和渗透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3种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3个治理机制的作用。“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已经强调了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独立维度。

第五，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深化需要理论思维，而可持续性科学正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过去10年来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没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作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个学科所能承担的，也不能变成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而应定位为不同学科面对共同问题去创造可以共享的元概念和元方法，各个学科需要在整合性的范式之下各显身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现状，走向跨学科（trans-）的知识集成和整合，发展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崭新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的发展理念和全世界认同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希望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去了解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里程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加强对话，进而能够运用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加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文丛”主编?诸大建

2019年7月于同济大学

作者序

确切地说，写作本书乃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意并非落足于生态足迹，而在于关注生态承载力，即地球再生和复制植物物质（plant matter）这一生物能力。自然的基本生产力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

生态承载力，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不是一种发明，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观察和测量的自然力量1。

生态承载力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考虑到气候变化和资源限制，生态承载力，或者更准确来说，我们如何管理生态承载力，正决定着人类自身的未来。在物质层面上，对生态承载力糟糕的管理已使它成为了限制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理解生态承载力的相关内容可以令我们有能力更好地建设国家、城市或发展经济，使其欣欣向荣、茁壮成长，而非被各种意外所困扰。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本书献给全球的护林员、农场主、环境保护主义者、公园管理员和渔场经理，尤其是詹尼（Fritz Jenni）。詹尼是一位来自瑞士朗根布鲁克的精明能干农场主。在我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他都一直十分慷慨地照顾我，并给我讲述了大自然的循环、奇迹和力量。他对于土地和动物，尤其是对于所有人的那份挚爱，不断地激励着我。他帮我懂得生态承载力如何成为我们所做一切事情背后的终极力量。谢谢你，詹尼。

我的好朋友拜尔斯（Bert Beyers）和我一起在奥克兰休假了几个月，共同完成了本书的德语版本。目前的英语版本又进行了更新和修正。我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本书，正如贝尔特和我十分享受这种过程：将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关心地球未来的人们。

我还要深深感谢那些一路伴我同行的人。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是里斯（Bill Rees），他最初是我的导师，后来又成为了我的挚友。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和他共同开发完成生态足迹的第一个版本，和他一起工作让我受益良多。另一位不知疲倦的“同伙”是伯恩斯（Susan Burns）。没有她，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的事业不会得到如此良好的发展。刚生完我们的儿子安德烈（André）后不久，伯恩斯就和我在2003年一同创办了全球足迹网络。她的视野、奉献、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对于未来不懈的探索使得其后的一切进展都远超我的想象。

在这个已经像模像样并不断延伸扩展的全球足迹网络里，我那些优秀的同事向我们最初摇摆不定的想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最终他们都贡献出了更好的想法和观点。全球足迹网络是由不同背景的人们发起和运作的：首先是我们无可挑剔的顾问和理事会成员，作为高尚的志愿者，他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开展这项工作；其次是许多研究员，他们作为实习人员前来，而告别时已成好友；最后是我们的全职员工，他们对这项工作投入甚巨，远超我们的回馈。无以计数的合作者让很多有意义的项目恢复了活力，同时他们还参与到我们的重要事件和活动之中，触动且熏陶了上亿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支持者、捐赠者和资金提供者都极为慷慨大方地支持我们的事业，这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本可将那些资源用在其他地方，包括让自己活得更加安适。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为以下思想投注：如何让我们在地球的承载能力限度以内更好地生活和发展。这样的付出和奉献给予我希望，令我相信人类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不过，本书最终的奉献对象则是地球，我的地球，我唯一的地球。

马蒂斯·瓦克纳格尔

译者序

我从2013年开始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诸大建教授（诸老师常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教授”）。我也正是从诸老师那里接触到“生态足迹”这个概念，并且开始为之着迷。应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2020年年初，诸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将这本有关生态足迹的最新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推荐给国内的学者、政府官员和大众读者，我毫不犹豫并且十分激动地答应了下来。对于我来讲，翻译此书就是我跟生态足迹的一场“约会”，过程很“甜蜜”，结果很“美好”。

本书的主要作者瓦克纳格尔是生态足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他和其博士生导师里斯共同提出和应用推广生态足迹，为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这从Ecological Economic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Ecological Indicators等学术期刊上不计其数的有关生态足迹的论文就能看出来。马蒂斯和其夫人伯恩斯共同创办和运营的全球足迹网络更是生态足迹研究者、应用者和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其“王牌产品”就是“国家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账户。根据本书反复提到的内容，“国家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账户将从全球足迹网络中剥离出来，未来将由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发布和运营，从而使之更加独立、客观和可靠。可以看出，马蒂斯、全球足迹网络、“国家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账户等在不断地将生态足迹推向前沿。

在本书中，除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这两个关键词，作者借鉴经济学领域的术语，还提出很多新鲜和形象的概念，例如生态预算、自然资本、生态“过冲”、生态盈余、生态赤字和生态贫困陷阱等（部分词汇的详细解释参见书末附录的“术语表”）。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延伸讨论让我们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的互动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更让我们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需要系统化的方案来解决两个领域的问题。通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这两片“树叶”，我们了解到人类在生态环境领域正在面临一个寒蝉凄切的“秋天”。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直接跨过一片萧瑟的“冬天”，热情地迎接和拥抱郁郁葱葱的“春天”，是充满巨大挑战的。

本书并没有呈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和方法、数据筛选和整理等方面的技术细节，而更多的是作者和读者进行的“语重心长的聊天”，通过讲故事、摆数据、举案例等方式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虽然作者（尤其是瓦克纳格尔）强调其并不喜欢进行“说教”，并不想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很自然地感受到其“想让我们做什么”。这不正是沟通的力量吗？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生态足迹这个工具和指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难能可贵的是，瓦克纳格尔对读者非常坦诚，告诉我们他对很多问题也感到困惑和无力（例如如何做到生态“公平”），除了“描述”之外，他希望和读者一起来探索未来的道路。

真心希望生态足迹在将来有一天能像GDP一样广为人知，成为全球、国家、地区、城市、公司和个人重要的决策分析工具。这是作者最大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态足迹研究者的期待。对于我国来讲，我们希望生态足迹能够超越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政策领域的重要概念、指标和工具，“控制并且适度降低生态足迹，全面提升生态承载力”等语句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反复出现。对于我工作和生活所在的上海，希望其可以开全球城市治理之先河，让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为“上海2035”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多可见的贡献。

我非常认同本书作者的观点，研究和应用生态足迹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研究生态足迹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发展，最终目标是“在自然的更新能力以内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得更美好”。我们最终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生态足迹能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彼时，在生态极限、地球边界内繁荣发展和任何决策要与“一个地球生活”的原则相兼容，已经成为一个默契的约定，大家都习以为常，自觉遵守。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令人向往，我们的孩子既可以像作者故乡的作家斯比丽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好之中，又可以享受人类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

最后，我要把这本译著献给我们美丽的国家和唯一的地球。

张??帅

2022年9月10日于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