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两翼”。作为“两翼”之一，科学普及通过氛围与环境的营造，在公众心中种下崇尚科学、向往创新的种子，全面提升国民科学素质、厚植社会创新文化、塑造积极友好的创新环境、培育后继创新人才的长远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普的载体变得多元，从线下到线上，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多样的媒介为科普提供各种各样的平台。早在17世纪到19世纪，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争论就通过期刊登载进入公众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化学、物理作为其中重要应用的科学，两个领域的科学家呼吁关注科学可能带来的危害，科普更加广泛进入公众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普及更有组织性，记者逐渐接替科学家成为科学的主要传播者，科学家则变成信息来源，与公众的距离逐渐拉开；到20世纪60年代，重要的科普者已然不是科学家或科幻作家，尽管科学家还在通过写书和发表文章科普，但视听媒介快速发展，播音员成为科普主体，科普纪录片得到迅猛发展，甚至推动专门播放科学内容的电视频道问世，节目内容从介绍科学知识到调查科技对于环境、社会的影响①。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媒介中，科普形式多样化，主要有科普文章、科学图书、科幻作品、科学纪录片、科学报道、科学节目等，科普主体所属行业也不断变化。21世纪初互联网发展进入Web 2.0时代，用户生产内容模式（User Generate Content，UGC）改变以往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变得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社会性，也更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这使得线上科普的形式发生一定变化，在以往权威机构单向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交平台上发布主体与受众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科普视频、直播等新形式也逐渐出现，科普文章也有了新的写作特点。一种基于全民性、互动性、全面性、多元性的“大科普”理念正在兴起②。

目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科普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但总体上来说主体内涵并无太大差异，只是定义的视角不同，主要从科学教育学、传播学、科学学、行为实践、法律定义等不同角度，本《指南》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仅参考教育学和传播学定义，具体如下③：

教育定义：科普是把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及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有关方面，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用以提高学识，增长才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传播学定义：科普是一种促进科技传播的行为，它的受众是广大公众，它的传播层次包括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科学方法和过程、科学思想和观念，以达到提高公众科技素养的效果。

上述两种定义相同之处在于将科学素养作为科普的目标，不同之处在于所用的方式途径不同，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概念。前者在教育学理论指导下，以人为本，以严密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计开展活动，实施者是教育者，其与受众是紧密的、强联系的；而后者以传播理论为指导，实施者和受众交流时间很短，是松散的链接状态，因此实施者无法向受众开展长期严格的训练和精准培养，只能提供基础启蒙，且科普一旦实施，效果主要受传播因素所影响，很少再受实施者控制①。考虑到目前的体制机制下，科学家个体很难用“严密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计”参与科普，本《指南》主要从科学传播理论视角来为其提供一些参考，因此本《指南》并未严格区分“科普”和“科学传播”这两个概念，后文提及的科普实质是科学传播理论视角的科普，也可视为科学传播。

科普以科技资源为载体，与公众进行交流，影响公众的认知、态度和精神。科技资源科普化，是将科研设施、科研成果、科研人才等广义科技资源转化科普资源的过程，是一种资源再造方式。换言之，科技资源的科普化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展示科技资源，而是在某种目标指导下，将科技资源开发成可以影响公众科学素质的成果，提升国民科学素质，具体来说，激发公众对科学持续地产生兴趣、关注科研人员对某一科学主题的研究、理解并支持国家科技政策、青少年将科学事业纳入职业规划等等，这时科技资源不仅对科技创新领域产生影响，也从社会教育、政策落实与制定的角度具备了新的功能和应用范围。如今新科技和产业变革层出不穷，科普的内涵、目标、实现方式、应用场景等应相应发生改变，如果还继续采用传统科普的单向供给思路，即由科普机构独自承担科技资源转化科普资源的重任，可能会面临较多问题，最为凸显的是影响科普资源的质与量。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精神文化提出更高需求，科普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将影响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科创主体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不光占有着一手的科技资源，更了解科学生产黑匣的内部场景，是科学创新文化的“活体符号”，可以说本身就是隐性的科技资源，有着科普主体无法代替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亟待改变思路，从公众和社会需求的角度去考虑科技资源科普转化的应用场景和使用目标，进而从资源转化的生产端开始变革，呼吁科创主体，即科研人员、工程师、科技工作者等深度参与，构建科创科普融合的闭环，使得科技创新为科普提供优质资源，科普为科创提供人才主力军和营造公众支持创新的氛围。

目前，我国的科技资源科普化过程存在科创主体与科普主体分离的社会分工特征。科创主体和科普主体分属于科研系统和科普系统，各有成熟的内部运行逻辑，尚无一套整体的外部制度将二者统一融合。尽管二者时有合作，但科技资源科普化实践通常跨系统协作，且由于缺乏完善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转化成效无法互惠双方，科创主体往往出于对科普的认可和兴趣主动参与，积极性难以维持。数字化技术使得社交媒体使用更具便捷性，极大推动了科技创新主体基于社交需求或对某议题的兴趣参与科学讨论，崛起成为重要的科普力量，其在科普产品的内容、形式、话题上掌握更多主动权，进而影响更多科研人员从社交科普开始踏入科普领域。

总的来说，从资源转化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大部分科创主体参与的科技资源科普化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科技资源公开展示，配有少量内容解说。如科技设施、科学装置、科学研究实验室定期对公众开放，由科创主体带领公众参观。中科院下属科研单位每年会在“公众科学日”免费开放，这种开放主要集中在重大科研机构和科学装置所分布的城市；或者科学过程对公众直播，如火箭发射直播，让人们身临其境感受科学研究和科技工程的开展过程。

二是科技资源碎片化地被科创主体转化为社交平台上传播的科普文章、科普短视频，或者线下单次科普讲座等，随机地进入公众的生活。如科研人员或科普专业人员根据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最近出现的热点，或者国家重大科技事件，撰写相关科普文章、拍摄相关视频、开展相关讲座对公众进行科普。

三是科技资源通过一定程度的诠释，转化为较为成熟的科普产品进入市场。如将某些科研成果转化为有一定主题的系列科普音视频、科普游戏、科普纪录片、科普文集、科学绘本等。此种转化往往依赖于规模化的科普产业和一定的生产资料，涉及知识源的提炼、技术与平台获取以及产品生产与推广等复杂流程，目前绝大部分情况下，由科普主体主导，科创主体主要以咨询专家或者创作团队成员等形式不同程度介入科普资源的生产过程。

综上，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形式不同，对应的应用场景、受众、科普目标和效果也不同。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转化类型中，科技资源科普化成果以弥散的传播形式进入大众视野中，在其记忆中往往成为一次性的科学事件，并且这两种形式开展比较便捷，特别是科研人员借助社交媒体就能随时随地进行。在第三种转化类型中，科技资源科普化成果比较全面、系统，能让公众对相关科技主题有更全貌、更深入的认识，但由于涉及主体和机构较多，工作难度大，系统化要求高，较少开展。另外，相比前两种类型，这类转化对科创主体的个人声望和合作渠道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前两种类型是目前大多数科研人员进行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主要形式。

科技资源科普化是一种创作过程，因此无论是以上述哪种形式转化，都是将科学和技术相关的资源根据预定的目标转化为能被公众理解的内容。由于不同背景的公众在认知水平、兴趣爱好、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使得将科技资源转化为适合不同公众理解的科普资源难度大大提升，要求转化主体具备相应的科普能力。转化难度越大，要求的专业化科普能力就越高，而这对于习惯科学共同体内部交流的科创主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目前国内已开展了一些科普培训实践，但主要是针对专职科普工作者；关于科普实践方面的研究和图书极少，专门以科创主体为研究对象或受众对象的实践、研究、图书更是还未出现。但过往较多对科创主体的调研都显示其有提升科普能力的需求。另外，科创主体作为高智人士，在科普领域，其对于科技的深度领悟和创新，相对于科普专职人员来说既是优势又是独特之处。为了更好地参与科普工作，发挥他们在科普领域的独特优势，他们不仅需要对科普事业及整个工作过程有大概的了解，更需要了解科创主体在科普事业中的角色定位、与科普专职人员的区别、应实现的科普目标、该目标导向下内容如何选择，以及如何以合适的技巧与公众交流选定内容等，这些都与科普专职人员的科普培训内容不同，故为科创主体提供针对性的科普培训或科普指南十分必要，但目前国内还是空白。

笔者在承担中国科协2020年度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项目“科技资源科普化研究”时，对参与过科普工作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一部分内容就与科创主体科普培训相关，即了解他们多年参加科普积累的经验，以及当下的科普需求和针对科创主体科普培训内容的建议。《科研人员科学传播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就是在这一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针对科研人员撰写的参与指南。考虑到科研人员参与的科普资源转化方式多样，整个过程涉及的主体有少有多，且其中某些并非仅是科普能力的影响范畴，还涉及复杂的多方合作和平台搭建，如上述第三种类型，因此本《指南》以科研人员易着手的科普工作为目的导向，更强调实操性，并未着重太多科普和科学传播相关理论，更关注某些科普形式的具体创作方法和技巧，并提供参考案例①；对于复杂科普转化形式则是呈现一些探讨观点和为科研人员介绍一些已有平台。从始至终，本《指南》都是期望能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一些科普实践参考，同时在科研人员科普能力领域抛砖引玉，欢迎并期待各位科研人员通过封底的二维码给予反馈，与我们进行交流讨论，提供更多细分领域的、更多类型的科普参与方法、途径和经验，以更广泛地为科研人员科学传播相关实践和研究提供参考。

序

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是个古老的话题。自科学成为现代文明的火种以来，科学家天然就是科学故事最合适的讲述者。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科学媒体、科学博物馆等各类“知识经济”加入到了科学传播的行业中。

发达的现代融媒体正在改写人与人交往的空间与时间尺度，丰富的自媒体乃至元宇宙等新的媒介形式，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面对面聆听科学家的奇思妙想，沉浸式感受科研过程的无穷魅力。

我先后从事科研与科普工作近四十年，作为一个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与博物馆领域之间的跨界者，我深感科普需要科学家的躬身入局，科研也需要科普为其提供社会的坐标和创新的热土。尤其在近几年，我看到了一批批同行从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中走到传播的前台，凭借他们扎实的科研成果、诚朴的个人魅力，带动了一阵阵“科学热”，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趋势。

但交流并不总意味着抵达。让科学从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转变为“常人语言”并不容易，前者是一个科研问题，而后者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什么是社会需要的科学传播？科学要如何建构其形象，发挥其社会价值？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是什么关系？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内化在了我们对未来科普事业发展的思考中。2013年，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下，上海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成立。作为一个特别设立在上海科技馆的战略性研究机构，近十年来，中心与高校、研究院、企业、学术出版机构等开展深度合作，积累了一系列丰硕的学术和实践成果，希望能回应一些牵系科普、科研发展及其关系的基础性问题。

2020年，中心有幸承担了中国科协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项目“科技资源科普化研究”。课题组成员们对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参与过科普工作的科研人员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大量访谈调研，聚焦科技资源科普化的现状、问题、需求、未来发展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试图了解他们多年参加科普积累的经验以及当下的科普需求。有趣的一点是，在访谈中，除了对机制完善的期待，更多的科研人员提到了传播形式、传播渠道、传播团队等问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开始意识到，科学传播正在变成他们职业生涯中不可绕过的显性问题。

这本《指南》就是在课题组扎实的研究成果、丰富的访谈内容上脱胎而来的。在规范的学术话语之外，希望以这样简洁的“小册子”形式，以丰富的案例为切入点，和科研人员做一次日常而明亮的微观对话，聊聊科学传播这件事。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不光为科研人员汇聚一个对话平台，也为科普思考其未来提出了新的参考，值得绵绵用力下去。

2022年8月，上海科技传播智库成立，设在上海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本《指南》在历时两年的研究与撰写后，也将作为智库首项公开发布的成果面世。彼时，适逢科普的东风更劲。今年3月，《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正式发布，在地方立法层面对科研科普协同等问题做了一次系统的回应。8月，《“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颁布，首次把科普作为独立的国家战略进行布局。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又以国家最高规格文件为落实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同等重要做出了制度安排。

这些科普的盛事，也让这本《指南》的出版变得更加意义非凡。在此，我也借为这本《指南》作序，表达对我国科普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期待，也希望能有更多具有深厚学科背景、良好媒介素养的复合型科研人才加入到“大科普”的阵线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创新”，展示他们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同筑国家强盛之基。

王小明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科技馆馆长

                                                                              博士、教授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