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的序言中，作者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开门见山就尖锐地提出：“按照常理，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尊重客观是科学家工作态度的精髓，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评议和重复实验的严格检查。在这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席什么样的错误，都会迅速而毫不留情地受到摈弃。”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舞弊案表明，“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统统被科学舞弊者成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嘲弄。”对此，作者得出这样的大胆结论：“现实的科学研究和通常理念所描绘的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相信，在科学知识中能见到的逻辑结构根本没有谈及这一结构的建立过程，也没有谈及建立这一结构的人的心理状态。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家依靠的并不全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也不是他们所专有的。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序言”）全书就是从这一结论出发而展开论述的，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重大个案的重点解剖，还有宏观的归纳、分析与总结，确乎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科学的认知结构、科研成果的可检验性、同行评议，是哲学界、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归纳的有关科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布罗德和韦德称之为“科学意识形态”），但《背叛真理的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并不完美的理念”：“哲学家们只是大书特书科研的逻辑性，社会学家们只关心科研行为的‘规范’（标准），而历史学家们主要则热衷于表现科学的进步和理性战胜迷信的令人振奋的胜利。”（第7页）但他们显然有片面性和理性化，不仅没有很好地说明科研在实际中是如何进行的，而且忽视了科研舞弊等其他问题。两位作者批评道：“通常的意识形态最荒谬之处，在于它只注意科研的过程而不关心科研人员的动机和需要。科学家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科研是一项职业，其进身之阶就是发表在科学文献上的文章。要获得成功，一个研究人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多地得到发表，确保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增加发表文章的篇数，争取在一所大学拿到终身职位，撰写可能引起科学奖评选机构注意的文章，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希望有朝一日被邀请去斯德歌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不仅在现代科研中存在着力争向上爬的压力，而且制度本身对真正的成就和表面上的成功都起鼓励的作用……”（第8页）这显然是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科研理念大相径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在科研的结构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舞弊行为创造了条件？在科研的社会学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舞弊具有诱惑力、并且常常令人觉得有利可图？一个经过长时间训练而成为科学家的人 ，为何会想到要伪造数据、抄袭剽窃？
        本书的第二章《历史上的欺骗》，以“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托勒密、近代科学方法的创始人伽利略、万有引力定律之父牛顿、化学家道尔顿、遗传学创始人孟德尔、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为个案，通过具体例证指出，“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并不都那么诚实，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实验结果也并非像他们报道的那样。”（第10页）对名望的追求，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的尊敬，这些欲望“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就科学研究而言，只有原创，只有第一个发现了某种东西，才是荣誉。“除了极罕见的例外，当第二名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未抢到优先权的发现是一个苦果。”（第11页）因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科研中发现的优先权是极端重要的，这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大程度的承认。何况，“靠虚假成果换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而受惩罚的机会却很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赫胥黎何以担心“科学并不比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纯洁”的缘故之所在。科学家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劣根性。“历史表明，科学史上的舞弊比人们常常设想的要普遍得多。那些为了使其数据在他人看来显得更有说服力而篡改数据的人，肯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真理而作假。但在科研的历史上导致形形色色舞弊的真实动机似乎总是为真理的少，更多的成分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追求，即达尔文所说的‘虚名’。”（第22页）
        第三章《野心家的崛起》，讲述了一个很聪明、有抱负、并且非常有钱的剽窃者阿尔萨布蒂，如何“选择一些极少数被人问津的刊物无所顾忌地发表偷来的文章”而最终败露的故事。这位自称与约旦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后生，在留学美国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和成为11家科学协会成员的同时，还在包括世界闻名的休斯敦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等美国第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了，阿尔萨布蒂靠明目张胆的逐字逐句的剽窃，在美国、英国、瑞士、日本等几十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60篇论文，他“简直见像一家生产论文的工厂。每个月都有阿尔萨布蒂的一大批文章在全世界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他的方法很简单。他把别人发表过的论文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把原作者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这稿子寄到一家不引人注目的杂志发表。”（第31页）单是日本的《肿瘤研究》杂志，在同一卷中，就发表了此公署名不同单位的三篇文章。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编出一长串著作目录来不断追求名利，因为学术论文是发迹的本钱。”（第24页）除了肆无忌惮的剽窃，阿尔萨布蒂还有其他触目惊心的欺骗，“伪造了一个医学学位，骗得约旦政府数万美元的资助，谎称与王室有血缘关系，混进了美国大学，还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博士桂冠。在美国几个有声望的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期间，他所发表的60篇论文，多数（也许全部）都是剽窃来的。他的这种手法欺骗了世界上几十家科学杂志的编辑。此外，他用谎言和花招骗过了两个中东国家的政府、11个学会的评审委员会和美国6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官员。”（第37页）
        通过阿尔萨布蒂事件，作者讨论了学术界的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第一，职业野心对科学研究的危害。第二，学术界管制机制的失灵。“要是科学界真的严格实行自我管制，任何行为不轨者都会自动受到立即开除的惩罚的话，阿尔萨布蒂事件是不会发生的。”（第24页）第三，学术期刊作为科学把关人的无所作为。“阿尔萨布蒂事件的离奇之处就在于，科学的主要把关人——科学期刊的编辑们——竟异乎寻常地不愿尽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第29页）第四，过分强调发表的体制及其后果。“在阿尔萨布蒂的窃贼面目未被揭露出来以前，他的文章没有一篇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过。”（第38页）第五，剽窃是对知识产权最严重的侵犯。“剽窃，这种全盘盗窃他人工作的罪行是如此之无耻和露骨，以致局外人可能会认为，科学家是不会干这种勾当的。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科学界的剽窃行为绝非少有，有的常常逃脱了侦查，即使是很明显的案子，暴露出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那些已被发现犯有剽窃罪的人，也常常还能不受影响地照样工作。如果剽窃这种对知识产权最严重的触犯所受到的只是科学界人士的那种类似敲打小孩手指关节的惩罚，那么对其他较轻的罪行又会宽容到什么地步呢？”（第43-44页）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的科学界具有自我管制机制论认为，由于实验结果的可检验性、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因而科学研究往往受到比任何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严格管制”，并认为“科学史上根本不存在舞弊”。女科学作家J.古德菲尔德更进一步，认为社会不应干预科学界的内部事务，因为“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最富有批判性。有专职的音乐批评家、美术批评家、诗歌和文学批评家，但就是没有没有专职的科学批评家，因为科学家自己就可以胜任这一角色。”（参见第46页）的确，无论是美国还是在中国，谈到科研舞弊问题时，人们一般都认为这属于个别问题，甚至把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成是“极个别人的举动”，属于“精神变态的行为”，其根源在于“这些人的头脑作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汉德勒语）。但是，《背叛真理的人们》基于对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制和重复实验这三大防止舞弊的机制的失灵，提出了如下尖锐的提问：“科研中的舞弊究竟有多普遍？”
        被称为“金手”神童的24岁的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马克•斯佩克特，和他的导师、68岁的生物化学权威拉克尔提出了一种关于癌症起因的“富有魅力”的新理论——激酶级联说，“以神奇的光芒照亮了这一充满坎坷的领域”，很多人甚至相信这对情同父子的师徒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事后却被证明其实验属于“非常狡猾而又简单的作假”。最早证实这一造假事件的肿瘤病毒学家沃格特惊讶不已：“这件事使我震惊。这简直像一场噩梦。”要不是沃格特亲自查看实验用的原始凝胶片，要不是有一种单刀直入冲向要害的精神，“要不是沃格特，这起舞弊很可能要过很长施加才被察觉，甚至完全不会被人注意。”（第56页）这一事件提醒人们：第一，舞弊行为之被揭露，往往不是公开的重复实验，因为重复实验即使失败，也很难“对实验或建立在这种实验基础上的理论的可成立性提出挑战，更不用说针对实验者的诚信了。”这反映了重复实验的局限性。第二，对研究人员工作最普通、最基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检验”应该是本实验室的同事或者导师查看其原始实验数据，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有机会看到记录、照片、仪器图表等作为文章依据的数据资料。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判断发表的东西是否与原始数据相符。外部的人可能会怀疑发表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理由来怀疑，他们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要求看那些唯一能证明舞弊的原始数据，即使他们这样做，也很可能会遭到拒绝。”（第55页）重复实验因其配方不全、资源不足、缺乏动力等原因，“完全照原样重复一项实验是不实际的。”布罗德和韦德甚至不无决绝地得出结论说，“把重复一项实验说成是检验它正确与否的手段，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凭空杜撰的推理产物。”（第61页）第三，防范舞弊，防不胜防。拉克尔这位自称“一向是注重检查而出名”的学者，解释说他认为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但“很不幸，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身上。”布罗德和韦德意味深长地评论道：“他这些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最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当最强烈的动机在起作用时，他们的批判力都会丢得一干二净。一个金手神童，他接过了别人最富才华的思想，并把他打扮成现实，他建起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城堡，迷住了全国所有的癌症研究人员——没有几个科学家能够担保他们不会被这种令人心醉的歌声所迷惑。”（第57页）这也同样证实了布罗德、韦德的另一个结论：“傲慢，野心，热衷于新理论，不爱听逆耳之言，不愿怀疑自己的同事——这一切都是激酶级联说发展到如此荒谬地步的因素。”（第47-48页）
        尽管科学家们在各种公开场合总是强调舞弊很少发生，但“其他人相信，由于舞弊很难察觉或证明，或是为了避免当众出丑，有许多舞弊案都未予报道。”回到“科研中的舞弊究竟有多普遍？”的问题，按照一个曾发生过舞弊问题的实验室的科学家的说法，“企图作假的事比公开报道的要多得多。这些事也许是小得不值一提，或者是证明起来太难。或者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揭发这种事太危险。揭发人一般都要遭到被揭发人的诽谤。因此，人们通常的态度是‘干吗要自找麻烦？……’”（第67页）生态学家弗兰克•高利表示，“一个人如果伪造数据，或者剽窃他人的论文或申请经费的报告，是不大会被人察觉的。《科学》杂志报道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不道德行为的案子，但我以为，这些案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同上）按照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官员1980年的说法，在美国大约12000名临床研究人员中，“干了某种（与诚实的研究）不相称的勾当的，也许多达10%。”何况，科研作弊被抓获的可能性相当小，而欺骗得逞后所获得回报却相当丰厚，既然好处很多、风险很小，那么，研究人员从“从真的实验中挑选或歪曲数据，使之看上去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小舞弊的数量，就会为数不少了。研究表明，科研中舞弊的发生率和整个社会中舞弊的发生率应该是一样的。“不管人们对科研中舞弊的确切发生率有什么样的估计，重要的问题在于，舞弊确实存在，而且以远不能忽视的比率发生着。”《背叛真理的人们》的两位作者总结道：“我们估计，每有一个大舞弊者被揭露出来，就会有一百多个类似的大舞弊者逍遥法外。而每发生一起大舞弊，就会有一千来起小舞弊得逞。……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舞弊，代表了大约十万起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舞弊。”（第79页）
        两位作者还分别在第六章讨论了科研中存在的自我欺骗与轻易受骗问题，在第七章讨论了科研中的非理性因素与非逻辑性因素，第八章分析了实验室成为“研究工厂”和“成批生产论文的工厂”的异化现象，其中的不少个案触目惊心，匪夷所思。比如，曾作过《时代》封面人物的声名显赫的免疫学家罗伯特•古德，机巧地利用其研究室主任身份，在5年时间内与人联名发表了近700篇学术论文，而且“凡是有他署名的论文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他署名的文章在14年内被其他科学家引用多达17600次，从而使之“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上成了文章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个作者。”（第129页）但此后因其合作者之一萨默林“不知羞耻地玩弄数据”的严重作假和欺骗的丑闻被曝光，沽名钓誉的古德也一起受到学界的批评与指责，因为按照萨默林的正式声明，“我的错误，不在于明知故犯地发表假数据，而是屈服于研究所所长要我发布数据的巨大压力”，原来因连带署名发表论文而享有学术荣誉的古德至此也必须承担其理应承担的学术责任。《背叛真理的人们》提醒说：“当青年科学家被迫以高级科学家灿烂群星中一个微弱的发光体发表自己的论文时，投机取巧，改进结果，甚至于完全伪造数据等等种种引诱，常常是不可抗拒的。”（第126页）第七章《免受检查》在论述了耶鲁大学索曼的抄袭与舞弊案后认为，“从表面上看，研究人员都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但在他们日常的活动中，激励他们行动的却主要是与对手和同事的竞争，而并不是这种抽象的理想。”（第150页）两位作者还坦率地批评说：“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科研工作也充满着宗派（clannishness）和帮会（clubbiness）色彩。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科学家不承认这个事实而已。”（第152页）至于第十章《压力下的退让》所讨论的李森科主义所反映的苏联政治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高压、第十一章《客观性的失败》所反映的伪科学的危害，更是不言而喻的。
        在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两位作者进一步得了若干结论：
        （1）科学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认识世界，而是争取他人对自己的工作的承认。“只有承认这两重目标，才能正确地了解科学家的动机、科学家的行为和科研本身的过程。”（第181页）如果说多数科学家不允许因个人名誉的欲望而去破坏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但“阿尔萨布蒂的突出例子告诉我们，沽名钓誉会多么彻底地毁掉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第182页）
        （2）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还是人类对理性思维的爱好得到充分表达的文化形式。但理性因素并非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创造力、想像力、直觉、固执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以及野心、嫉妒和欺骗等也是重要因素。“科研中舞弊的存在，就是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的明证。”（第186页）
        （3）应该反思和警惕研究作坊制的流弊。在这种以实验室为主要架构的科研作坊里，由于实行实验室首长制（老板制），等级森严，普通研究人员成为打工者即“学术工人”，而而实验室主任无论其工作多么微不足道，但因为是老板而往往堂皇地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从而使科学家追求真理和追求名誉的目标脱节，“不仅纵容野心，同时也助长了玩世不恭的态度”（第182页），从而恶化了学术生态。为此，作者提出，应该改变学术荣誉的分配问题：“第一，所有署名为作者的人都应该对论文所报道的工作作出过主要的贡献，任何细小的贡献都应该在正文中予以明确的致谢；第二，一篇论文的所有作者不但有荣誉要分享，有责任也要同担。”（第188页）
        （4）学术界应该防范职业野心和过度发表的弊端。因为科研成果与研究人员的升迁、待遇、地位直接关联，因此不少人职业野心膨胀，投机取巧，舞弊作假。作者提出，“科学家应该对精英制度、特别是对精英单位中那些似乎一鸣惊人的年轻超级明星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在内部的检验上，也应该做到一视同仁。”（第188页）至于过度发表的问题，两位作者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影响整个科研的问题之一是学术论文泛滥成灾。现在的论文发表得实在是太多了。许多论文根本就毫无价值。而且，无用的论文阻碍了学术交流，高水平的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低劣的研究却能免于检查”（第189页），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为此，作者建议：第一，大量削减现有的刊物（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刊物）；第二，减少科学家的人数。第三，晋升、经费“不能只靠一长串貌似重要的出版物来决定”，而应按其作品被同行援引的清理来加以衡量。第四，“把研究成果化整为零发表的科学家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受到鼓励。”
        在讨论科学家精英集团的权力时，作者精辟地指出：“科研的最终把关者既不是同行评议，不是论文审稿人，不是重复实验，也不是所有这三种机制所包括的普遍性原则。最终的把关者是时间。经过时间的考验，谬误终究要破产，伪科学追究不能像真科学那样圆满地解释世界。……时间和踢掉所有无用研究的无形之靴是真正的科研把关者。”（第87页）也许，只有在历史老人面前，无论是背叛真理的人们还是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才终究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主要是从美国的科研实践及其问题（李森科事件例外）来“探讨科学研究本来面目的书，其宗旨是试图更好地认识这个在西方被视为真理最高仲裁者的知识体系。”这两位来自《纽约时报》的知名科学记者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特立独行的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的真实本质普遍地被科学家和公众所误解”了。无论是其中的科研舞弊的经典个案还是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都是发人深省的。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但本书中反映出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科学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照样存在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位美国科学记者对美国科研体制的报道和分析，尤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就中国的自然科学界而言，尽管德高望重的邹承鲁院士等一再呼吁加强学风建设、维护科学尊严，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有许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痛定思痛，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既是来自美国的他山之石，又是充满震撼力的前车之鉴。这本洋溢着醒世良言的好书，值得学界中人一再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