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一个常用的直白的词，少见于政策语境。但自从“建设和谐社会”问世以来，和谐这个词却复杂起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与“和谐”字眼有关的概念、理论都被关联进来，真是“以和为贵”。不过，这件事从积极的一面应该看出，那就是“和谐”名义下的发展目标复杂了，国家的发展理念不惟GDP论而以人为本了，和谐社会才真正成其为面面俱到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人的全方位幸福。

        复杂是重要的，没有复杂就没有和谐

        从此角度而言，尽管这个“和谐”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目标，但其中内涵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非复杂无以成天下，越复杂越和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之一——《脆弱的领地——复杂性与公有域》是本生态学科普书，其中真谛却同样如此。

        从政策到科学，都强调这一真理的原因是这一真理屡屡遭到人类挑战。例如，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在工业革命以后显著下降。作者在书中对此表述为：所有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令人惊愕地丧失。也许生态系统的某些多样化功能看起来纯属冗余，但没有人能够预测，当这些多样性被人为地大量削减以后，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乃至其功能何时会丧失、影响有多大？正因为其难以定量地、及时地被预测，又没有像地震一样触目惊心的直观效果，对生物多样性的复杂程度的重要性，大众的常识性理解是不充分的。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本挑战常识的书，所以阅读过程中难免充斥疑问和不解，“啃”起来比较吃力。幸好，作者似乎知道这一点，自己提出了六个问题作为阅读此书的一条线索，对生物多样性复杂程度的重要性进行了循序渐进的说明：自然界中存在什么模式？这些模式是被当地环境唯一决定的呢，抑或历史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生态系统是如何将其自身聚合起来的？进化是如何形塑这些生态聚合的？生态系统的结构预期发挥功能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进化增强了生态系统的弹性吗？对这些问题的阐释，足以让一般读者明了为什么“越复杂、越和谐”。如果还嫌其解释不够直白，作为一个读完此书的业内人士，笔者可以通过若干简单明了的例子来简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妨就以在自然界中稳定存在的“简单”的寒温带苔原生态系统为例，来说明复杂比简单可靠。在这个系统中，狼→驯鹿→苔藓构成了简单的食物链关系。如果没有狼，可能实现仅靠驯鹿和苔藓就相互制约的稳定生态系统吗？很遗憾，没有人为控制，不仅驯鹿——苔藓这样的生态系统不存在，整个自然界都不存在大型草食动物处于顶级的生态系统，南极、北极如此，青藏高原亦如此。即便在条件好得多的优美的德国人工林中，如果只有鹿，不仅森林质量显著下降，鹿多为患，还常常在鹿群中暴发疫病。这种过于简单的系统，先不说其难以维持，即便在有限的存在期内，也是森林不好，鹿也过不好，两败俱伤。这其中的原因是：驯鹿是将寒带陆地生态系统唯一的有机物来源——苔藓转化为可以在食物链间流动进行能量转移的物质——的关键，是生态系统中动物量最大的物种，数量可变性很大，单靠苔藓这种单通道反馈机制有许多缺陷，需要双向反馈机制来控制。而狼就是比苔藓更快、更好、更全面的控制机，其对驯鹿的捕食行为既可以控制驯鹿的数量从而保证驯鹿对脆弱的苔原生态系统的扰动不致过大，也可以迅速淘汰掉驯鹿群中的老弱病残，从而使这一脆弱生态系统的稳定度大增。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也可以从另一面来说明简单的食物约束是难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只有大型草食动物处于顶级的生态系统必然是不稳定的。例如2003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捕杀690万只袋鼠的计划。原因是过量的袋鼠严重破坏了其他动植物的栖息地和牧草资源，澳大利亚政府环境部不得不每年制定一个捕杀比例，通过人工捕杀这种手段将猎人模拟为肉食动物使袋鼠→草的食物线变为人→袋鼠→草的食物链。还有一些新闻事件也可证明食物链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大量生物入侵事件：我国的有大米草、水葫芦、紫茎泽兰、薇甘菊等植物入侵造成的遍及大江南北的生态系统破坏；外国的远的有澳大利亚引进兔子后造成的全国性的草场灾难，近的有中国的乌鳢（黑鱼）引种到美国后引发的池塘“黑色恐怖”。事实上，所谓生物入侵，就是一个物种一旦没有原有食物链的牵扯，可能就会严重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系统。即便一时不会让其崩溃，但会大大降低其生物多样性的丰度，降低生态系统的质量和价值。这说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生物多样性冗余（例如一种动物有多种天敌），仅靠资源存量来控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难免会出问题。这种问题也许并非立等可见，但是会导致所谓环境蠕变。一旦气候、水资源等外界扰动配合，这种环境蠕变就会成灾。1993 年，南澳大利亚突发鼠灾，上亿只鼠毁灭了农场和草场的一切，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也使当地的野生动物近乎绝迹。后来分析灾害原因，主要就是那儿十年来大量施用农药，使老鼠的天敌丧失殆尽。一旦遇到气候适宜老鼠繁殖的年份，鼠灾就爆发了。这与小螺丝毁掉航天飞机是一个道理：静态的飞机缺颗螺丝不会有什么异样，一旦处于特殊态（起飞），系统就可能彻底崩溃。总之，生态系统是复杂的。套用一句西谚：上帝不做无用功。有这么多动植物的欣欣向荣的大千世界，人才可能活得好。而如果只剩下人一种动物，那可能就是地球的末日。人之所以比北京猿人过得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现在处于多条食物链的顶端。这个道理，作者在书中用学术语言这样总结：“最根本的是组分异质性，它提供了选择得以进行的多样性。”这话深入浅出说，就是——越复杂、越和谐。其实，这也是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的本质理解——君子和而不同。

        公有的复杂是脆弱的，但有出路

        但还有一个疑问，如果知道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就能够保护好吗？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跳出了单纯的生态学解惑，套用经济学的“公有域悲剧理论”（the common tragedy）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由于无主以及效益滞后、间接而遇到的障碍——生物多样性就是一种“公有域”，可以欲壑难填地“要”而不必人人有责地“予”。这样的公有域自然危机四伏，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生物多样性的突遭厄运看来是一种必然，生物多样性真有点落入“非复杂无以成天下”、“天下为公”、“公有域悲剧”的词语接龙怪圈的意思。

        与一般生态学家不同，作者显得更高明：高明就高明在他不仅是一个怨天尤人的生态学家，也是一个指点迷津的智者——根据生物多样性原理研究了公共管理和危机管理中的若干手段。例如，通过生态学原理告诉了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隐含的公心。那些经常表现为利他的或群体导向的行动一般背后可能隐藏着追求回报的动机。那些利他主义者，在相当短的时间尺度上愿意受到奖励。举个例子，狼群中的母狼可能在遇到危机时先照顾别“狼”的孩子，本质上是因为这样可让狼群的基因更丰富从而有助于狼群在传宗接代上的生命力。这种发现实际上为环境管理指出了一条出路：当人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决定性结局时，行为最为负责。只要通过激励，直接或不太间接地刺激个人或企业乃至国家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世界公民，就会使大家在生物多样性乃至环境保护方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种状态实际上就已经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了。

        中国的科学家也能这样“复杂”吗？

        从这样的对策而言，与其把这本书当做一本生态学普及书来看，不如当成一本第三只眼看“和谐”的他山之石。从数量而言，这种佳作是稀缺资源。最近几年，已经有若干生态学家进入宏观策略研究，但多数给人的印象是“不得要领”，毕竟尺度不同、约束不同，纯技术的眼光难以同时参透生态学和社会学。能将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学科通过这样一本饶有兴趣的书表达并融入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可不是一件简单事，至少不是多数中国科学家们擅长的事。也难怪，作者是大“牛”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曾任国际数学生物学会主席和美国生态学会主席，当选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主编5卷本巨著《生物多样性百科全书》，发表了数十种有关生态学、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论著。就其论文的影响力（即他引率）而言，按中国标准，绝对是“SCI英雄”。但他又的确与中国的多数“SCI英雄”小同大异，不仅能写学术论文，而且能让科学直接哺育大众。而且，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哲人石丛书来看，国外这样的“牛”人多得是，他们不仅仅在实验室里造福社会，不“躲进小楼成一统”地闭门造车，而是在学有所成的同时触类旁通，不仅“复”而且“杂”。也许，这就是那些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呈现出如正常演替的生物群落一样自组织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力越来越强的和谐景象的原因之一吧。

        像这样经院学者的入世之作，中国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就不曾用心（或者力不从心？）。看来，中国的科学家们也需要多样化，既有躲进小楼琢磨深入深出的，也有深入和浅出同样在行的。这才应该是中国的科学界的正常现象，毕竟“越复杂、越和谐”。

                                                 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