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却越来越喜欢读史，形成了当下的“历史热”。但是，我对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如何叱咜风云的兴趣，远不如对在这“风云”之下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那样大。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艰苦岁月，在物质极端匮乏、条件简陋异常的情况下，一群“流亡”他乡的师生，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成果，双双成就斐然，确实有如传奇。“传奇”是如何生成的？其中秘密何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三联书店版）在某种程度、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给了我们答案。

        据他回忆，“联大教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教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由于生计所迫，许多学生都要打工、兼职，一些人还到外地工作，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甚至有人不见了也无人过问。而许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之所以也选修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只因他的课最容易通过，凡选修者考试至少七八十分，为“凑学分”也。

        这种自由散漫，使人想起传说中的“雅典学园”。而这也是“西南联大”成为传奇的秘密所在。著名的生化学家、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有记者现在问他为什么联大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培养出那么多人才的时候，他的回答就两个字：“自由”。对此，何先生坚定地表示：“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停留了两三天的爱因斯坦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竟会成为中国政治“风云”中的一个“题材”。

        《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以细致的材料告诉我们，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他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受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其学说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国内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的形象陡然由“正”变“负”，爱氏的学说在主流媒体受到批判。

        “四人帮”被粉碎几个月后，由于爱因斯坦仍未被“正式平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编辑仍心有余悸地要求译者将译序中称颂他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的句子删掉，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当译者与编辑争执不下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解决了争端，他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

        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译序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

        “平反”是那个年代最激动人心的词汇。1979年1月2日，在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上，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的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听完了当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讲话后，兴奋地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邦’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侯宝林，不，应该说整个文艺界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胡耀邦这次与文艺界三百多名人士的见面是十多年来未有的盛会，而更重要的是，胡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给文艺界造成巨大灾难的“文艺黑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版）一书以丰富异常的史料，特别是许多珍贵的手稿，详细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大转折的风雨历程。

        在这个关键时刻，“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此时“文代会”已有19年未开了。这次文代会的报告广为征求意见，争论的焦点是怎样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如何看待粉碎“四人帮”后的“伤痕文学”？长期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应不应继续使用。

        最终，报告还是正式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如作者所说：“这是党的文艺政治的重要调整，也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历史”不再是大而化之，而是被有心人“细述”，因而更加准确、生动，更有趣也更有益。

                                                     摘自《文汇报》
                                                      200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