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的研制是影响人类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原子弹秘史》（［美］罗兹著江向东、廖湘彧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恢宏的架构和如数家珍般的叙事，阐释了这个宏伟工程项目的全貌和细节。作者以爱因斯坦、玻尔、齐拉、费米、奥本海默等人物的传奇经历为主线，全面反映了原子弹研制的时代背景、科学和政治的相互作用。

        本文摘编自该书。

        爆炸之前

        1945年，杜鲁门同意在4月25日星期三的中午会见国防部长史汀生。星期二，他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给他的信件，是“在我进入白宫的头几天里我收到的最有启示作用和最令人不安的信件之一”。莫洛托夫后来讲起，当时杜鲁门对苏联元首态度强硬。斯大林以同样的方式作出了回答。

        杜鲁门心中带着这个强硬的挑战，接见了他的国防部长。

        史汀生带来格罗夫斯作为技术支持，然而当他论述一般政策问题时，让格罗夫斯在外间办公室等候。他戏剧性地先选读了一段备忘录:

        在4个月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完成这种人类历史上所知的最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炸弹能够毁灭整座城市。

        史汀生继续说，我们和英国一同进行了开发，然而，我们控制着制造这些爆炸材料的工厂，“而且，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近几年里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确信，我们不会享有永久的垄断权，而且，“在往后很短的几年里能够进行这种炸弹生产的唯一国家便是俄国”。这位国防部长继续优雅地说，“目前处于道德进步与技术发展一同进步的状态”的这个世界“将会完全受这样一种武器的支配。换句话说，现代文明可能会遭到彻底破坏”。

        史汀生再次强调:当原子弹仍然作为一种秘密时，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组织看来是不切实际的”。这将史汀生推向了关键点——就我们对于这种武器的现时情况来说，与其他国家共同拥有它的问题，以及如果共同拥有又基于什么样的条件的问题，就成为我们的外交关系上的一个首要问题。

        玻尔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把核军备竞赛的共同威胁通知其他国家。这个理智的建议经过史汀生和他的顾问们整理后渐渐成为这样的观念，即这个论点就是共同拥有这种武器这个问题本身。作为总司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老兵，杜鲁门想必弄不明白他的国防部长究竟在对他讲些什么，尤其是史汀生补充说，由于美国在核技术方面处于领导地位而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是这个国家不能推卸的，必须“对由它促成的针对文明的任何灾难负非常重大的责任”。难道美国要被道义强制着去出卖一种破坏性的新式战争武器的秘密吗？

        此时，史汀生将格罗夫斯召了进来。将军随身带着一份有关曼哈顿工程的现状的报告。史汀生和格罗夫斯两人都坚持要杜鲁门阅读这份文件，他们就在一旁等着。总统感到坐立不安。

        他有一份斯大林给他的威胁性外交照会要处理；他必须为联合国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尽管史汀生刚刚告诉他在大会进行中对这种炸弹只字不提是一种欺骗行为。格罗夫斯完全不理解了:

        杜鲁门先生不喜欢阅读长篇报告。从这项工程的规模来考虑，这篇报告并不长，它大约为24页，而他不断地中断他的阅读说:“唉，我不喜欢阅读长文章。”史汀生先生和我回答说:“噢，我们无法用更简练的语言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了。这是一个大工程。”格罗夫斯在杜鲁门读完文件后解释说，“主要强调点被放在外交关系上特别是放在俄国的形势上”——杜鲁门回到了他直接关心的问题上。格罗夫斯在正式记录中补充说，杜鲁门“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完全同意这项工程的必要性”。

        史汀生备忘录的结尾是一个建议，这是最初由布什和科南特提出的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杜鲁门批准了这一建议。

        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他与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这次会见:“我兴趣盎然地倾听，因为史汀生是一个具有伟大智慧和远见卓识的人。他对这种预计中的武器的性质和威力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描述……贝尔纳斯已经告诉过我，这种武器可能具有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扫平所有城市和杀死大量人口。”

        杜鲁门和他的各方面的顾问之间的讨论，属于1945年春天有关原子弹使用问题的谈话中的第一等级。两天后，当格罗夫斯管理之下的一个目标委员会首次在五角大楼会议室里开会时，另一个人加入了进来，托马斯·法雷尔准将，他将作为格罗夫斯的代理人代表曼哈顿工程前往太平洋司令部主持这个委员会；除法雷尔之外，还有另外两名空军军官，还有5名科学家，其中有约翰·冯·诺伊曼和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朋奈。

        格罗夫斯以一种与他平常对曼哈顿工程各工作组讲话不同的方式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场白:他们的职责有多重要，那么这个职责必须保守的秘密就有多重要。他已经与军事政策委员会讨论过目标，而此时他告诉他的目标委员会，目标的设想数目将不超过4个。

        法雷尔给出了一系列基本条件:执行这种重要使命的B－29轰炸机到达的距离不超过2400公里；在7月、8月或者9月，目标可能是“日本的城市或者工业区”。

        第一次会议绝大部分内容是担忧日本的气候。午饭后，委员会召见了第20空军顶尖的气象学家，他告诉他们，6月是日本气候最恶劣的月份，“7月会有一点点改善，8月会出现再好一点的气候，9月的气候又变得糟糕”。1月是气候最好的月份，然而没有人打算等待这么长的时间。这位气象学家说，他只能提前24小时为轰炸行动预报一个好天气，然而他能够提前两天预报坏天气。他建议他们在目标区域附近配备潜艇，将气候探测情况用无线电发送回来。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开始考虑轰炸目标。格罗夫斯扩展了法雷尔的指导方针:

        我搞定了关键因素，这就是被选择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地方，对它们的轰炸将最能影响日本人继续进行战争的意愿。除此之外，它们应该从本质上讲是军事性的。这些目标不应该选择先前受到过空袭毁坏的地方。

        然而，这种原始状态的目标在日本已经变得极为稀少。剩下来的最佳目标就是:广岛，它是以往没有被列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优先轰炸表上从而没有受到过毁坏的最大目标。

        “东京，”委员会继续解释说，“具有可能性，然而，它目前受到过实际的全面轰炸并且被焚毁，只有皇宫保持完好，余下地方事实上均成了废墟。广岛是唯一可以考虑的地方。”

        目标委员会尚未完全认识到它拥有的权威级别。只要向格罗夫斯小动口舌，它就能够使一座曾受到过柯蒂斯·李梅残酷的燃烧弹轰炸的城市免遭原子弹的轰炸，为了一个更具历史意义的缘故而被保存下来，让它在春天的一个个清晨盛开樱花，让它在夏季的一个个夜晚经受猛烈的季风的吹拂。

        目标委员会决定研究包括东京湾、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广岛、小仓、福冈、长崎和佐世保在内的17个轰炸目标，已经受到破坏的目标将从表格中勾掉。

        5月1日是德国电台宣布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废墟里自杀消息的日子，乔治·哈里森是史汀生的特别顾问，这一天，他为国防部长准备了一个完全的文职委员会名册，史汀生为委员会主席。

        欧洲战争最终有了一个结局。1945年5月8日星期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这天晚上在国家广播电台发表庆祝胜利的讲话:

        我有幸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代表拥有差不多500万战士的胜利之师在这里发表讲话。他们摧毁和俘虏了总数超过他们自己兵力的敌方军队，……不再会有来自这个战区的那些令人悲哀的伤亡名单寄往美国，那些伤亡名单曾给美国家庭带来了太多的悲痛。战斗的喊杀声已经从欧洲大地上消失。

        5月7日一大早，艾森豪威尔在兰姆斯一所中学的教室里看着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在军队投降书上签字，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随后试图起草一份得体的、动人的信件给联合参谋部报告这正式的投降仪式。最高司令平静地聆听，并且口述了他自己的朴实的报告:

        盟军的任务于当地时间1945年5月7日2时41分圆满完成。

        简洁比动听的词语更胜一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000万苏联士兵和平民死于饥饿或者死于战场。800万英国人和欧洲人被杀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死亡，还有500万德国人死亡。纳粹在犹太人区和集中营杀死了600万犹太人。人为的死亡过早地结束了3900万人的生命，半个中欧第二次变成了一座停尸房。

        此时还剩下日本在太平洋地区顽抗，尽管日本遭受到日益严重的毁灭，但仍然拒绝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

        5月10日和11日召开了两天会议。奥本海默设计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议程以便掌控。

        贝特估计“小男孩”(原子弹的绰号)的效益大小范围为5000吨到15000吨TNT的爆炸当量。对“胖子”这颗内爆弹大家只能猜测:是700吨TNT爆炸当量，还是2000吨或者5000吨TNT爆炸当量？

        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办公室里，墙上由奥本海默张贴着有所改动的林肯语录——这个世界无法容忍一半奴役一半自由——此刻，坐在这里的目标委员会成员们保留了4个目标进行进一步研究:京都、广岛、横滨和小仓军械基地。

        爆炸之后

        广岛，一个当时上4年级的男孩在无法形容的深深迷茫中找到了这样的词句:

        母亲彻底卧床不起。她头上的毛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她的胸部在化脓，她的背部烂了……一个5厘米的洞，洞里有大量的蛆爬进爬出。我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有许多像这种情况的人，他们已经无法动弹。从那天晚上我们到达起，母亲的情况就在恶化，我们做能够为她缓解痛苦的一切。第二天上午，祖母和我准备了一些稀饭，当我们将它拿到母亲身边时，她做了最后一次呼气。当我们认为她完全停止了呼吸时，她又长吸了一口气，然后就没有了任何呼吸。这是在8月19日上午9点发生的事情。

        在广岛，不光是人死亡了。这份日本研究报告解释说，其它东西也被毁灭了，这些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用以共享生命的公共社会:

        在离原子弹的震中3公里范围之内，所有生命财产都被粉碎、烧毁，并且被埋葬在灰烬下面。人们曾经赖以进行日常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可见形态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就是说，原子弹不仅仅毁灭了男人、女人和成千上万的孩子，而且也毁灭了饭店、客栈、洗衣店、剧院、体育俱乐部、缝纫联盟、男孩俱乐部、女孩俱乐部、谈情说爱、树木和花园、草坪、门廊、墓碑、寺院和神殿、祖传宝物、电台、同班同学、书籍、法院、衣服、宠物、食品店和市场、电话、私人信件、汽车、自行车、马匹，还有乐器、药品和医疗设备、救生设施、眼镜店、城市档案、人行道、纪念碑、订婚、结婚、雇佣、钟表、公共交通、街道标志、父母、艺术作品。“整个社会，”这份日本研究报告推断说，“连根基一同被摧毁成了废墟。”历史学教授利夫顿看到，甚至连根基也没有留下。“这样一种武器，”他告诉美国精神病学家说，“具有使所有事物灰飞烟灭的威力。”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多少人死亡。到1945年底，死亡数字为14万，毁灭的死亡率为54％，是一种极为密集的死亡情况；与之相比，3月9日，东京因为燃烧弹轰炸造成100万伤亡人员中有10万人死亡，死亡率仅为10％。死亡还在继续，与原子弹轰炸相关的死亡5年来达到20万人。

        “那些发明这种……原子弹的科学家们，”一名当时上4年级的广岛年轻妇女写道，“他们想过如果他们投下它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如果说只知道破坏程度的奥本海默只对他的作品感觉“相当好”的话，那么，当这个消息广为传播时，利奥·齐拉却感到可怕。那天，从白宫发布的新闻称原子弹为“历史上进行科学研究协作的最重大的成就”，“用来自空中的毁灭之雨”威胁日本，“类似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齐拉在芝加哥大学的方庭俱乐部的信纸上，给格特鲁德·魏斯匆忙地写了一封字迹潦草的信:

        我想你看过了今天的报纸。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无论从10年标度这样一种具体的观点看还是从我们的道德立场的观点看都是这样。我有意退了出来而且正是这样以便阻止它，然而，像今天的报纸报道的那样，我没有成功。很难看到从这里开始会有一条明智的行动路线。

        奥托·哈恩和德国原子科学家们一起此刻被拘禁在英国一座乡间庄园里，他的心都碎了:

        起初，我不愿相信这会是真的，然而，我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美国总统正式证实的事实。我被震惊和沮丧到无法形容的程度。想到无数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的不能以语言表达的痛苦，我简直无法忍受。

        正如吉尔·埃利奥特所强调的，这种死亡不再是有选择性的:

        到此时，我们有了原子弹，广岛和长崎成为轰炸目标的便利性和巨大战果的瞬时特征，既意味着选择城市和确定受害者变得完全随机，也意味着人类技术达到了自我毁灭的最终平台。这些伟大的死亡城市，按死亡人数，还有凡尔登、列宁格勒和奥斯威辛。然而，在广岛和长崎，“死亡城市”终于从一个比喻的说法变成了一个毫不夸张的事实。未来的死亡城市是我们的城市，它的受害者不是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也不是俄国公民和犹太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与特定的身份无关。

        “这两座城市的经历，”日本研究报告强调，“是可能的人类灭绝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