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书 总 序

第三个里程碑的思想经典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生、发展，在世界上有3个里程碑式事件。第一个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二个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三个是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

每个里程碑的时间相差20年，这期间出现了一批各具代表性的绿色经典著作，累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宝库。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牵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只有一个地球》（1972）、《增长的极限》（1972）、《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等。21世纪初，由我主持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包括《超越极限》（1992）、《商业生态学》（1994）、《超越增长》（1996）等。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支持下，策划出版这套“绿色发展文丛”，是要介绍第三个里程碑时代的一些绿色经典著作。

在过去的5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如果说1972年第一个里程碑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1992年第二个里程碑强调了要用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思想，那么2012年第三个里程碑以来的思想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需要从弱可持续性向强可持续性进行升华，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需要区分强与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一种选择，即主张没有地球生态物理极限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地球生态物理极限之内的经济社会繁荣。强调前者是弱可持续性观点，强调后者是强可持续性观点。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的9个地球生态物理边界已经有4个被人类活动突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这证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学术界提出了人类世的强可持续性概念，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技术优化向系统创新迈进。绿色发展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路径依赖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路线，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另一条是非线性、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路线，要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来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颠覆性的系统创新，而非普通的技术优化。联合国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实质就是非线性的系统创新和社会变革，人类发展要变换跑道，在30～50年的时间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最终实现碳中和。 

第三，可持续性导向的转型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增长主义的A模式有别，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上需要区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先过增长（overgrowth）后退回模式，国际上称之为B模式或减增长（degrowth）模式，即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足迹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行星边界，需要在不减少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将其降回到生态门槛之内；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要利用后发优势使物质消耗足迹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这是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强调的C模式。

第四，文化建设需要独立出来，发挥软实力作用。联合国“里约+20”峰会和2015—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4个支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识到，文化建设需要从社会建设中独立出来，强化成为具有黏合性和渗透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一方面起到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3种发展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协调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3个治理机制的作用。“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已经强调了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独立维度。

第五，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和深化需要理论思维，而可持续性科学正是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过去10年来的研究进展，充分认识到没有可持续性科学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实践作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空洞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不是单个学科所能承担的，也不能变成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而应定位为不同学科面对共同问题去创造可以共享的元概念和元方法，各个学科需要在整合性的范式之下各显身手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问题。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超越多学科（multi-）和交叉学科（inter-）的研究现状，走向跨学科（trans-）的知识集成和整合，发展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崭新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的发展理念和全世界认同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希望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企业家和研究者去了解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里程碑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加强对话，进而能够运用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加速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文丛”主编 诸大建

2019年7月于同济大学

前  言 

我们需要强可持续发展观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引发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和传统发展方式的深入反思。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概念于1987年被首次提出。但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只在学术界得到更多讨论，而在公共政策、企业经营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较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对可持续发展的适用范围仍然存在较大争论，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较为排斥。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企业的宗旨都是通过更多的生产和消费来谋取更多的利润和销售额，因此可持续发展并非企业运营考虑的主要因素。从企业层面出发，早期研究与实践中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并不存在紧密关联。

2015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推进都迎来了转折点，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各层面讨论进入高峰期。为了承接到期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联合国在2015年9月提出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升级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理念和国家之间的共同话语体系。在联合国的推动和主导下，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国家都认同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并且围绕它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努力。在企业层面，公司的ESG（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与治理）评级和相应报告也开始进入企业的关键决策程序，可持续发展日渐与企业的主流业务密切结合，越来越多企业的宗旨逐步演变为通过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追求合理利润。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目标。中国将可持续发展视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以及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有效路径。2018年3月，为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市、太原市和桂林市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时，就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上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国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仍然大有作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各方面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展现领导力和大国担当的重要领域。例如，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该战略迅速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与各类企业、学术机构等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也在全球层面引导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并践行相应的减碳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4年8月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了全方位部署。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向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Leaders Meeting on Climate and the Just Transition）发表致辞，其中明确提出中国将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前，宣布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25年7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过煤电，绿电占比超三分之一。总之，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不但主动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CBDR），而且一直在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所留下的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缺失。

虽然时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谓众所周知，但人们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上仍然存在众多误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被泛化，一旦事关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就被误认为属于可持续发展范畴。一个常见现象是“可持续发展是个筐，包罗万象往里装”，例如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的出现。当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没有得到明确聚焦并试图容纳一切时，它就失去了独有的价值，泛化的概念并无意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被频繁提起仅仅是因为它读起来好听、看上去光鲜时髦，或者用起来如药中甘草不会出错，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洗绿”（greenwashing）行为在各个层面普遍存在。这些认知误区将会妨碍我们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地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本书将厘清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误区之一，即对弱可持续（Weak Sustainability）和强可持续（Strong Sustainability）两者的混淆。它们虽然在名称中都包含“可持续”，但未必都能引导人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反而很有可能将人类导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对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强可持续发展观，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挑战。

弱可持续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其理论中也认识到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较大的生态环境影响，但并不认为这种发展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限制，只是将环境影响视为它的一种负外部性。弱可持续强调人造资本（artificial capital）对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的可替代性，相信绿色增长（green growth，指经济产出与自然消耗之间的脱钩）和科技进步可以帮助人类超越生态环境限制，并且秉承“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改善人类生活”的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弱可持续主导了人类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思考，以及各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制定。事实上，弱可持续无法帮助人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人类正在努力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假象”或“泡沫”，在很多情况下还有可能误导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或者分散人类在该领域的注意力。

与弱可持续相对应的概念是强可持续，它的核心思想是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生态环境的约束。人类从昔日“空的世界”过渡到如今“满的世界”和“人类世”（Anthropocene），进一步凸显了强可持续的科学性和必要性。相较弱可持续，强可持续敢于直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1）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造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与消费水平提升，同时也在气候、生物多样性、氮磷等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多方面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2）科技进步虽然帮助人类克服了各类限制，例如空间限制、时间限制和信息限制，但其并未帮助人类有效克服各类生态环境限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3）全人类的物质财富积累虽然让一部分人过上了物质丰富乃至奢侈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仍有很多人连基本物质需求都尚未得到较好的满足。经济产出的指数化增长并未带来人类福祉的普遍增进，居民的幸福程度并没有伴随经济产出的增长而增加，更谈不上同步增长。总之，强可持续是关注生态环境限制并超越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

强可持续发展观是“强可持续”和“发展观”的有机融合，是在强可持续的基础上对发展的方式、目的与发展中的矛盾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强可持续发展观聚焦具有绝对稀缺性的自然资本和居民福祉（Human well-being）的普遍增进，主张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不断增进居民福祉，是基于强可持续的发展研究范式和可持续性科学。强可持续发展观是我们在“人类世”和“满的世界”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范式，是可以为中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借鉴的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后SDGs时代需要继续深入贯彻和深化的可持续发展思考方式，是连接中国和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三圈包含模型、稳态经济、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行星边界、甜甜圈模型等先后相继的研究体现了强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求，也为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开阔的全球视野。三圈包含模型是强可持续研究范式最为直接的体现。稳态经济强调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通过更高效且更公平合理地维护和利用相对恒定的物质财富存量，不断地全面增进居民福祉。它是强可持续发展观重要的经济形式选择。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的理论、指标及其定量研究是强可持续发展观强有力的首要证据，也为在全球层面践行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横向对比和纵向追踪的数量指引。基于行星边界概念的众多核心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标志着这一概念已将强可持续发展观的科学支撑推向高潮，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限制开始具象化和数量化。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行星边界研究使强可持续发展观深入人心，在日渐扩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在行星边界研究的基础上，甜甜圈模型研究将生态环境维度和人类福祉维度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全面论述了强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要求，也以可视化形式展示了与强可持续发展观相对应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公平的空间”。在对上述一系列研究进行系统评述和创造性思考的基础上，本书基于强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评估体系，为判断各国在给定时间段内是否切实推进了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了衡量标准，也为督促它们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数量依据。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强可持续发展观是一致的，互为支撑。强可持续发展观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科学支撑，也有助于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其国际意义。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试验田”以及后续大规模实践的良好机遇。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对于强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和意义，本书从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层面讨论了强可持续发展观的具体案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上述诸多案例，都极大地丰富了强可持续发展观理论中的国家属性和实际应用场景部分。

综上所述，本书将深入探讨强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研究现状、关键挑战、实现路径、经济形式选择、典型案例等内容。当然，在一本书的篇幅里不可能穷尽强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笔者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来展现强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一部分研究成果以及笔者自身的思考。希望本书能为后续更深入、更具体的强可持续发展观研究带来一些启示，为全球各国推进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一些参考。最重要的是，希望本书能够为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可持续发展前沿理论的有效对话构建起沟通的桥梁，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以国际通用的语言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得到学习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