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我们为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舞弊案所震动、困惑。而在二十多年前,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两位《纽约时报》的科学专栏记者,在报道科技界的一桩桩舞弊案时,也充满了震动和困惑。
经过观察、思索,他们发觉,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按照常理,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尊重客观是科学家工作态度的精髓,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评议和重复实验的严格检查。在这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错误,都会迅速而毫不留情地受到摒弃。
我们在报道近来发现的一些科学家发表虚假成果的案例时,开始对上述看法产生了怀疑。起初,我们是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探索科学界这一桩桩舞弊行为的:一个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的科研人员,怎么会背叛自己职业的根本原则去搞假数据呢?当时,我们确实受了那些传统科研观念发言人的影响,他们总是强调这种罪行的个人性质。他们总是说,伪造数据是个别人心态失常的结果;这种做法已经理所当然地为科研的自律机制所查获,因而无需杞人忧天。
但是,当更多的舞弊案被揭露出来,并广泛传闻还有类似的案子被人悄悄遮掩了事时,我们对“舞弊只是科学园地中偶尔出现的区区小事”一说产生了疑问。经过进一步细察,我们注意到,这些案子与通常理念中的科学研究模式是格格不入的。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统统被科学舞弊者成功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嘲弄。他们何以能够走得这么远,搞的时间又这么长呢?假如舞弊行为真像那些官方发言人所云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要去尝试一番呢?
我们很快就感到,在这些具体事件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为严重、更带普遍性的问题:舞弊是人们通常对科研所持有的理念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因此这种理念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极不完善的。
由于舞弊现象已经使我们对通常的理念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相信这种现象也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手段。在我们看来,这种通常的理念是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杰作,他们不是从科研本身的角度,而是从他们各自专业的角度去看待科研。就像人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旅游一样,这些以观察科研为职业的人所看到的常常是和自己有关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去的那个国家。简而言之,哲学家们只是大书特书科研的逻辑性,社会学家们只关心科研行为的“规范”,而历史学家们则主要热衷于表现科学的进步性和理性战胜迷信的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认为,舞弊现象为人们认识科学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途径。舞弊的案例不仅为我们了解科研检验系统在实践中是否灵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且对我们认识科学的本质,如科研方法、事实与理论的关系、科研人员的动机与态度等,也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本书就是想通过科研中的舞弊现象,来对科学研究的种种现象作一个剖析。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现实的科学研究和通常理念所描绘的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相信,在科学知识中能见到的逻辑结构根本没有谈及这一结构的建立过程,也没有谈及建立这一结构的人的心理状态。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科学家依靠的并不全都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也不是他们所专有的。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而只是其文化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部分内容见本期《书摘》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