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爱你——自然选择与世界的返魅(哲人石丛书第四辑:当代科普名著系列)

达尔文爱你——自然选择与世界的返魅(哲人石丛书第四辑:当代科普名著系列)
ISBN: 
978-7-5428-5461-2/N·855
出版日期: 
2012-10
开本: 
16开
页码: 
281
定价(元): 
42.00
作者: 
乔治·莱文
译者: 
熊姣 柯遵科
  

目录

序言 / 1
致谢 / 15

第一章  世俗的“返魅” / 1
第二章  祛魅的达尔文 / 41
第三章  利用达尔文 / 67
第四章  一种现代用法:社会生物学 / 87
第五章  达尔文与痛苦:为什么科学使莎士比亚变得令人厌恶? / 121
第六章  “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完美了”:达尔文与性选择理论 / 161
第七章  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达尔文 / 191
结语  这意味着什么? / 237

注释 / 259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莱文试图借助近30年达尔文研究中的进展,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优生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新旧科学隔离开来,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利用”了达尔文的理论。
        莱文还试图通过对达尔文的生平和著作的文学解读,展现达尔文的内心世界,探讨他的热情、痛苦、美感和浪漫主义与他的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位友善、温和,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寻找生活的慰藉和快乐的绅士。
        “利用”这样的达尔文,莱文想唤醒读者对自然的情感和热爱,使他们感受到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让世俗化的物质时代重新充满某种崇高的、神秘的体验,也就是为世界“赋魅”。

前言

        儿子对我的一切信念了如指掌,也分享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他知道我仍然对达尔文痴迷不已,故几个月前,他给了我一张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达尔文爱你”。儿子喜欢使用反语和滑稽的讽刺,这一向令我羡慕而又带有些许畏惧,要把这张贴纸贴在汽车上,其中明显的挑衅意味会让我感觉有点不安。不过,我最终还是贴上了这张贴纸,个中原由,除了21世纪初美国公众掀起的这场气势汹汹、声势浩大的宗教狂潮之外,另有他因: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张保险杠贴纸或许以一种滑稽的、至少是嘲讽的方式,暗示出了某些关于达尔文的重要事实,亦即那些诱使我一开始对他产生兴趣,并且在20年的研究之后仍然痴迷不已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我偏离了撰写本书的初衷,开始朝其他方向发展。我原本想考察达尔文的科学理论奇特的文化史:它被用来支持种类最为多样的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方案。很多在意识形态和伦理上持对立观点的人,都自认为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我的部分目的(在我最终写成的书中,这一点仍占据重要地位)在于为达尔文辩解,使他摆脱一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观念,尤其是这种观念:从本质上讲,达尔文理论意味着对伦理和美学价值的彻底拒斥(因为它试图用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这些现象),而且直接认可了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某些最糟糕的方面。
        我的总体目的在于进一步展开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论证,即科学和哲学理论与特定政治立场或社会地位没有任何本质联系。我一开始就承认,任何哲学或科学观念无疑都被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其中包括观念形成时的时代与地点,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语境。接着,我试图说明,达尔文的观念在后来是如何适应于众多显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让我相信,当这一观念在其他语境下被其他思想者采纳时,很可能被运用于不同的方面,其作用对应于新的语境,而不是达尔文本人的语境。观念的这种偶然性意味着,在新的语境下,旧的观念将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蕴涵。达尔文观念(或任何哲学观念)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蕴涵,都不是构成性的,而是偶然的。一方面,用最主要的例子来说,目前已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达尔文思想——尤其是通过达尔文对马尔萨斯(Malthus)的解读——与自由放任的经济之间有深厚的联系(很多一流的达尔文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构成性的,而不是偶然的)。1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达尔文理论已被用来支持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立场。
        的确,在达尔文看来,这可能是个残酷竞争的世界。然而,对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来说,达尔文的观念也能成为无政府主义与互助行为有力的理论基础。当然,我并不是想说,将达尔文理论阐释为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合理的,但毋庸讳言,这一理论有可能为聪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用,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达尔文个人经历中与政治相关的因素,显然对理论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是这些关联并非持久地“内在于”理论本身,因为理论自由漂浮着,它穿越文化,进入了未来的世代。我们也许会发现,通过理解达尔文自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的特殊性来理解他本人——正如目前很多优秀的传记作者所做的那样——是很有用的,但是,要理解和认识其他版本的达尔文,我们就必须理解后来的理论家们所处语境的独特之处。
        我儿子那张保险杠贴纸改变了我的计划,这一转变极其自然地从我最初打算的对达尔文各种用法的考察中产生,在我建构论据去说明(在我看来是)保险杠贴纸最有趣的内涵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有必要阐明(正如我试图去做的,尤其是在第二章中)达尔文理论在文化阐释中是何等的灵活多变。然而,达尔文理论的阐释史,并不是许多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目的而误读达尔文的历史。相反,几乎所有的阐释者都合乎逻辑地从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可能认可其自身立场的论据(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其中观念形态上丰富的可能性几乎等同于人们对《圣经》的不断发掘的方式,不同之处仅在于,达尔文主义者在将达尔文理论引向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向时,似乎更为认真地考察了达尔文思想的整个语境)。举例来说,克鲁泡特金在寻找重要证据来说明达尔文“生存斗争”中的主导意蕴是“互助”,而不是“血淋淋的锐牙利齿的自然”时,他的确能找到坚实的根据。事实上,目前对达尔文理论作出的一切阐释,至少都能从达尔文实际所著述的内容中得到部分证明。
        但是在这些容易引起争论的岁月中研究达尔文时,我发现,保持超然的学术态度尤其困难,这需要我们仅以一种韦伯式的公正去记录历史上各种或多或少合乎情理的达尔文阐释。事实上我确实相信一切知识都具有历史偶然性,但与此同时,我也相信,知识以各种方式传播开来,会不可避免地脱离最初的偶然性(即便仅仅是封闭起来留到后世),因此,我并不会因为在达尔文身上找到了另一套文化意蕴而感到烦恼。我认为,我的主要职责是尊重达尔文著述的本意。这是本书整体论证中的一部分:对于达尔文本人的话语,以及我们在其生平与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证据,任何一种达尔文阐释都应具有这样一种职责。偶然性事实并不表示支持抑或反对理论与知识的有效性。偶然性是无法避免的。而批评主义者一向倾向于假定,即一旦发现偶然性,该理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但是我想提出的是,偶然性对任何知识来说都是先决条件,而且事实上最终可能对知识发展的可能性起到重要作用。达尔文极具创造性而且使人类受益匪浅的理论,正是从他严谨的科学研究之中、同时也是在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些日子里,要想讨论达尔文理论的内涵而不致引发意识形态冲突,那将是很荒谬的。如今在美国,就连提及“达尔文”一词,也几乎能引起某些人的激烈反应。《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150年后,达尔文依然占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头版。在一门课程中,我曾要求一个女学生阅读《物种起源》,有一天她告诉我,当她在地铁上阅读这本书时,她不得不将书合上,因为不时有些对进化论以及达尔文持有敌意的人过来跟她攀谈。
        在论述达尔文及其观念的思想史时,我发现,令我日渐烦恼的不仅是普通美国人对进化论的抵触情绪——他们说,这只是一种理论——而且还有校董会的逃避。盲目的反达尔文主义,在那些(或多或少)主张“智能设计”的科学家中间有着更微妙的体现,这仅是如今惊人的宗教狂潮的一个表征,尤其是几乎已进入公众生活每一领域之中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狂潮。人们普遍忽视了达尔文实际所说的,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意识到,这种宗教狂潮的爆发,实质上是出于对(很多人已经论证过)现代西方社会使其公民产生的那种真切的精神空虚所作出的回应。理性、科学、经验证实和技术成就(以及恐怖),已经不足以满足一种看起来几乎是对“意义”的普遍的渴望。世界必须具有自然本身之外的意义。解释必须满足理性好奇之外的其他东西,并指向超出自然界中混乱的偶然性之外的某种意义、某种伦理秩序,以及某种终极正义。
        然而在撰写本书时,我发现,“阅读”达尔文首先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赋魅(enchantment)体验。如果说有一些书为我打开了世界,使世界充满意义,激发并增强了我心中对自然界的惊奇和魅惑之感,那么《物种起源》就是其中一本。在接触达尔文学说几年后,我发现《物种起源》一书充满人性的温暖,充满巨大的热情,充满神奇和兴奋,当然,这些全都受到一种整体的(而且是感人的)承诺的约束:它保证事实是正确的,保证在建构“一个很长的论证”的过程中做到精确、公正而且公开。“精神上的空虚”——韦伯(Max Weber)已经论证过,这是科学发展以及科学解释所带来的后果——以及伴随“一切自然现象总有一天能得到理性的自然主义解释”这一信念而来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世界,在我看来,似乎都很难说是属于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具有提升生命价值的能力,相比之下,我发现紧随精神空虚感而来的新的(很大程度上是反达尔文主义的,无疑也是反科学的)宗教狂热几乎从每个方面来说都十分危险。这种宗教狂热在20世纪后期的迷信中已有明显体现,如今又借助政治势力和财政支援,在新世纪令人恐惧的原教旨主义中浮现出来。原教旨主义时常巧妙地且有战略性地向前推进,并试图利用当代传播工具。原教旨主义给世界贸易中心造成的灾难,已经掀起了一种对原教旨主义的回应。至少在我看来,它快速而猛烈地侵蚀了源自启蒙运动理想、植根于美国宪法的民主自由体制。正如我们已经发现这些理念存在缺陷,而且不能很好地同非西方文化以及西方人的精神需求相协调一样,原教旨主义提供的替代性方案,不言而喻也是一种灾难。
        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作用史,部分是这样一段历史: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文化以及一大群严肃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即对达尔文理论的抽象解读,是否暗示着它有可能会清除世界中的一切意义。几乎在每种文化对达尔文理论的使用中,最紧要的都是意义和价值问题:一个以自然主义方式加以描述的世界,能否保持对伦理、美学及社会价值的认同感?因此,正如科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发展,最终超出自然主义解释的范围一样,在本书中我原定要写的“达尔文的作用”,非常自然地渐变成了对现代性之“赋魅”命运的考虑。
        其次,我致力于从达尔文式自然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考察祛魅叙事。韦伯很有说服力地使这一叙事流行起来,他认为,一个被给予了理性科学解释的理性化官僚社会(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将意义和价值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样一种驱逐,对非理性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威胁到所有人的暴力的遽然出现,似乎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虽然我还不至于疯狂到以为达尔文能救助我们脱离这一切,但是在我继续考察达尔文及这种新的反世俗现象时,我意识到,从最初接触的达尔文一直到现在几乎研读了20年的达尔文,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形象,围绕这一形象,我们可以建构一篇论证,指出在完全世俗的世界中,也可能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本书中,我致力于寻找达尔文的另一种“用法”,这将是基于他的语言、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他的生活的另一种阐释。同其他所有的阐释和用法一样,我提出的这种阐释,也是出自历史时刻中的偶然性,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偶然性事实并不构成阻碍,反而有助于论证和阐释。
        诚然,达尔文一直是祛魅叙事中的关键人物,但我本人在阅读其著作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完全赋魅的体验。在本书中,我建议从达尔文的思想与著作中更准确、更有效地过滤出那个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达尔文,也就是我在第一次从头到尾、全神贯注地阅读《物种起源》时最初遇见的那个达尔文。我将论证他的论著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他和他描述的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对此我敢于冒着感情用事的危险——都体现了对自然与世界的深深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接受了我儿子那种略带讽刺性的保险杠贴纸,并认为它远比那些聪明的贴纸设计者——无论他们是谁——所理解的更严肃、更重要。
        因此,我热衷于选择性地解读达尔文,将其视为世俗主义的一个范例,并用他来证明:世俗主义与自然主义不一定意味着祛魅的荒漠。尽管这需要经过历史性的过滤,但是我相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能将达尔文视为一种潜在的——即便不是完美的——范例,从中寻找一种完全的、彻底的世俗化,而在情感、美学和伦理上又具有无穷魅力的愿景。我提出“过滤”,并不是为了回避他的基本论证,也不是为了忽略其著作和思想中似乎与我试图提出的模式存在张力的成分。我仅仅是想让人们注意到达尔文生活和著作中某些突出的方面,尤其是贯穿其著作的隐喻与拟人方式中的特定人格属性。
        相对于那些不充分的替选方案——用超验术语来解释世界,使现世的经验隶属于超验的宗教世界观,抑或将生物学还原为纯粹机械论的自然主义观念——我要提出一种新的达尔文形象,尽管他对世界运行机制以及人类发展方式持有绝对自然主义的观念,但与此同时他也在非人类自然中发现了能量、变化、美、智慧以及感觉,相对于超自然的价值而言,这些或许会给世界提供一个更为友好的替选方案。
        通过对达尔文的语言进行文学研究,我发现,一种根本不必诉诸于自然本身之外的赋魅是可能的。当然,在达尔文的世界中,甚至在达尔文那些最极端、最严格的自然主义追随者的世界中,“神秘”依然广泛存在,尽管这些“神秘”一旦被正视就可能成为“问题”。然而,在此我所寻求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心境和感觉,它们可以颠倒或再利用济慈(Keats)的“消极能力”说,即使世界中一切神秘都从问题变为解决方案(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也将保持赋魅状态。世界无须借助不确定性也能被赋魅,在确定性之中保持耐心,发现一个可能得到自然解释的世界就像发现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一样令人兴奋,这就是我所寻找的那种推动达尔文的生活与研究的自然主义理念。这一理念,也正是我撰写本书的动力所在。
        我想要论证的是,达尔文主义的赋魅,甚至也能作用于现在这个世界,尽管有人曾声称,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唯有重建一种目的论和神创论,才能获得令人陶醉的精神欢娱。首先我意识到了达尔文用途的多变,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提出另一种用法,比起之前大多数其他用法,我所提出的这种用法并不更显偏颇,从合理性上来说至少同样如此,而且,如果非让我说的话,我这种用法或许还更健康些。因此,本书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证:在科学控制了解释的最大话语权且理性特征仍然受到情感深刻影响的世俗世界,存在一种赋魅的可能性。
        但是,达尔文作品的情感特征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同详尽的自然主义论证之间有时存在一种张力。要想对达尔文的阐释提供足够多的例证,我必须直接考察达尔文的思想和生活中那些看似认可祛魅叙事的成分。一方面,我必须认识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詹姆斯·穆尔( James Moore)、珍妮特·布朗( Janet Browne)以及扬(Robert Young)等科学史家已经对达尔文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历史化研究,他们所提出的达尔文形象是十分有力的。而我对达尔文理论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所做的重新解读与重新书写,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尽管我相信对科学思想进行历史化与背景化研究是一项关键性的重要行动,但我目前要谈的并非这一点。我试图找到一种重新确立达尔文形象的方法,不仅要通过从达尔文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待他,还要通过努力去理解他是如何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我写这本书,并不幻想能展示出在充满偶然与历史存在的一切复杂因素之中的达尔文,而且我深恐被归入圣徒传记的作者之列,杰出的科学史家(如德斯蒙德、穆尔和扬)向来极为鄙视那类作者。我这本书虽然看似带有圣徒传记的色彩,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篇中所要指出的,不仅是达尔文的思想及其生活如何深深植根于文化语境之中(其中他的很多偏见与假定可能常常毫无魅力可言);同时还要指出,达尔文的著作中也有很多既无爱心也不招人喜欢的论证。诚然,我论证中的部分观点——我在论性选择一章中更为直接地谈到的——达尔文的观念是在完全认同当时文化假定及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观念显然是不折不扣的时代产物,只有将这一点作为先决条件,我才能进一步考虑,它们是如何从当时的历史时代中存活下来的。
        在本书中,我并不试图声明我所考察的达尔文完全就是历史上的达尔文,也不想声称我最欣赏的那些方面就是达尔文著作中的全部。然而我强烈主张,我所讨论的达尔文,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我试图从这位复杂的、受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束缚的上流绅士的那种带有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色彩的看法中过滤出一个纲要,为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所谓的“非神论的赋魅”勾画出一个典范。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达尔文,带着他的一切痛苦、一切疾病、一切失落,热爱着他用生命去描绘的地球和自然界;他从中发现了价值和意义;他声称人类的价值观——他视之为世界上最高的成就——从尘世间产生,而且他相信,这种来源并未使价值贬值,反而抬升了其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并且更确切地提出:达尔文爱你。
        我之所以写作此书并展示出我最关注的达尔文,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一种热情洋溢、对世界充满爱的世俗性,需要一种致力于理解自然及人类自身天性的献身精神。史学家们已经指出了达尔文身上的缺点与局限性,然而,在达尔文严肃、坦诚而且满怀情感的讲述中,他依然表现为一位伟大人物。对达尔文(至少是达尔文的一部分)进行细致的阅读,能让我们看到将理性与情感融合的可能性,让我们触摸到科学潜在的人文特征,同时也让我们感触到自然常规运行中的奇妙之处。
        我知道,这个课题带有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的“维多利亚主义”的意味。显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都勇敢地正视了世俗主义与科学逐渐带来的惊人信息,并试图去努力维护那些曾经有人声称只有宗教才能提供的价值。他们的计划全盘失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持有(现在看来显然是这样)幼稚的信念,即他们能直接将宗教价值转换到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事实上,实证主义者建立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教会,艾略特(George Eliot)对此十分欣赏,但她太聪明了,根本不会去参加这种教会。尽管计划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在我看来都是出色的。如果艾略特无法办到,穆勒( John Stuart Mill)也不能办到,那么毫无疑问,我更不敢奢望自己能做得更好。然而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不容忽视。世俗性是不可能消亡的,即便它度日艰难,举步维艰。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世俗性已经成为一个适于生活的国度的先决条件。我完全赞同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说法,这位坚定的天主教徒声称:“世俗主义并非现代民主额外的选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这种唯一可行的模式前行。”
        撇开政治生存中的紧迫性不谈,在此我想要强调世俗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韦伯认为的在“理性化”世界中不可能享受到的惊奇与欢乐的体验。在野外观鸟活动(我一有时间就去做这件事)中,在研究有关达尔文的各种解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世界充满意义,极其感人,而且奇妙无比(也不乏恐惧与危险)。关于这点,达尔文教给我很多,在我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典范,他指导我们如何走向世俗的赋魅,如何将种种无与伦比的欢乐——目睹一只飞鸟,或是亚利桑那东部红崖对面的日出,或是缅因州岩石海滩上的潮汐运动,或是一个婴儿最初学会去看、学会产生意识、学会说话以及学会获得身体与人格上的平衡等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长过程——转换成一种意识,亦即,这个世界终究是个富有魅力的地方。
        我认为,这不仅是观鸟爱好者个人寻求的刺激,我们还要从中感觉到自己同世界紧密相连,这是具有伦理和社会意义的。在这点上,我极为推崇贝内特( Jane Bennett)在她那本令人着迷的《现代生活的赋魅》(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中所作的论述。这意味着,我们对一切予以关注,且表面上无知冷漠的世界也从未疏离我们。这也意味着,我们能找到一条道路,认识到那些与我们最不相关、最令人难以理解的生命形式的价值,并且可以自由地认同,这个世界上的每种生命形式都有合理存在的权利。而尤为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赋魅时刻直接将我们从现代生活的烦恼中解救出来,而是在于在这些时刻使欢乐得以进入,并由此帮助我们去面对世界上一切生命过程中所包含的众多可怕之处——除了理性化官僚制度的单调乏味,还有爆炸、屠杀、洗掠和流毒甚广的谎言,乃至自相残杀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苦斗(有人认为这是达尔文给我们的唯一馈赠)。这些赋魅时刻的意义,还在于它柔化了我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牺牲自身的绝对视角,让步于有差异的生活中所隐含的折中方案。我们知道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因此这些赋魅时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亦即让我们找出办法去应对这个似乎总在忙着毁灭自身并危及我们生存的世界。其意义还在于,我们能从历史上的达尔文身上辨识出这样一个形象:他对世界充满热情,这驱使他去观察万物、尽可能地了解更多,并将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们。
        因此,“达尔文爱你”,在我看来变得极其严肃,远远超出了嘲讽的意味。我敢肯定,儿子在给我这张贴纸时,是颇为自得的。对一本原本很可能看起来过于学术化的图书而言,这个标题极其大胆,因为在其嘲讽与夸张的背后,也隐含着某些对21世纪公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往返于达尔文的著作及其生活中某些重大事件之间。我相信,这对理解和认识达尔文巨著的语言中所包含的内在情感,以及弄清相关的历史语境与传记语境,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讨论达尔文其人时,我所瞄准的目标,仍然不是某种英雄化或圣徒传记式的叙述。相反,正如在其他各处一样,我想强调达尔文生活与工作中那些并不英雄的、受到文化束缚的性质。几乎一切相关研究中所体现出的达尔文,都基本上是个好人的形象(尽管最近一些传记更热衷于指出他性格中的缺点与局限性),我并不打算就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身上的那些相对不寻常的事实大放厥词。然而,我讨论了他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因为我的总体论证中所包含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科学的“超然”与“理性”中,可能伴随着深切的情感,以及对事物的价值感。文化舆论界所刻画的科学家形象,总是不惜任何代价疯狂追求知识,甚至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对他们而言,思想活动与伦理活动绝对分离。这种漫画式的形象很可能让从业科学家感觉受到了羞辱。达尔文式的对研究对象的热情,以及“热爱”,在科学家中间并不少见,他们需要“一种对生命的情感”,或是对其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深层的个人投入。而在达尔文的个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他之所以不断寻求证据来支持其理论,与他最深远的伦理和文化认同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每一章都相对独立,但用我最青睐的作者的话来说,每一章都是“一个很长的论证”中的一部分。在第一章,我试图陈述本书的总体观点,并特别关注“祛魅”观念。这一章介绍了社会上有关达尔文的一些关键性论争,试图列举针对达尔文的主要指责,并解释“祛魅”问题,它对断言在一个能被科学解释的世界中仍然存在“赋魅”的可能性提出抗辩。在第二章,为了建构合理的论证来证实一个“爱你”的达尔文以及一个赋魅的达尔文,我尽可能考察了所有与我这种阐释相悖的论证,阐明有可能导向“优生学”(eugenics)、导向默认最残酷的自由放任主义,或者导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恰恰是那些在达尔文著作中找到了文化偏见或文化观念证据的人。此外,我介绍了科学家兼批评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视角,他采取一种或许可以证实韦伯理论的方式,坚持认为彻底的理性主义科学立场是完全自足的。接着,在第三章,我谈论了达尔文理论是如何经常被用来为非自由放任主义立场辩护。这一章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了:达尔文理论的各方面,竟能支撑如此有效而有趣、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上各异的立场。第四章继续深入讨论现代有关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争论,以及意识形态内涵频频遭受科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双重挑战的各种立场。此前没有任何“用法”——除了那些严格属于进化生物学的——是如此下意识地依据达尔文本人的论证。迄今为止,在将达尔文理论向人类处境与人类行为领域扩展时,这是最大胆的一步,也是“祛魅”运动中最明显、最凶险的延伸。如果忽略了这类对人类心灵、人类行为以及人类文化下意识的还原主义阐释,我们就无法合情合理地谈论达尔文的“赋魅”力量。
        以上章节阐述了达尔文观念中潜在的祛魅方面与用处,接下来我将进入下一章节。为了给进一步展开论述达尔文式的世界赋魅打下基础,我一度考察了达尔文传记。通过追踪达尔文观点的发展过程,通过阐述他一生中或许最为沉痛的情感危机[10岁的女儿安妮(Annie)不幸夭折],我将阐明,达尔文理性得近乎毫无诗意的性情与他的科学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在此我试图明确揭示他的语言和他的生活与其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达尔文的科学本能,并没有稍微减轻或转移生活中的重大危机给他带来的痛苦。第六章结合达尔文的一个重要理论,进一步展开这方面的论证。在这章中我试图表明,达尔文几乎完全认同当时文化中未经反思的习俗与假定,这不仅丝毫没有削弱其思想的品质及有效性,实际上反倒成了那些极具想象力的思想活动的先决条件,从而最终促成“性选择理论”的出现。在第七章,我将最大注意力转向达尔文语言中的情感属性,转向生活、情感以及人格、文化因素在他的理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章,我充分地证明了达尔文“科学的世俗性”的赋魅力量,并在达尔文身上找到了一种具有深刻人性特征且饱含价值与情感,与此同时又极其坦诚的认知方式。我试图指出达尔文散文中的“弦外之音”,这在科学世界与意识形态世界(就能作出的区分而言)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达尔文的隐喻,他的散文,他的情感能量,以及他的快乐,对我的论证而言,与他的理论同样重要。事实上,同比尔(Gillian Beer)一样,我认为从达尔文散文中合理提炼出的理论,都是经由理论最初赖以存在的那些隐喻与修辞结构而体现出来的。要论述一种赋魅的达尔文形象,就必须以此为基础。我希望,我至少为这项关键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并且努力将那张供人取乐的、嘲讽的保险杠贴纸,变成某种更严肃、更可信,而且更为重要、更有用的东西。

作者简介

        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1931— ),1952年获纽约大学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罗格斯大学荣誉英语教授。撰写了大量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文化的作品,尤其是有关达尔文及科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品,代表作有《达尔文和小说家》(Darwin and the Novelists)、《渴望知道——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叙事和科学的认识论》 (Dying to Know: Narrative and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in Victorian England)、《小说的疆域》(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和《现实主义、道德与世俗主义——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科学的随笔》 (Realism, Ethics and Secularism: Essays o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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