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评审中的偏见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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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八面风文丛)

ISBN: 
7-5428-3313-8/K.8
出版日期: 
2005-08
开本: 
20开
页码: 
434
定价(元): 
42.00
作者: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
译者: 
杨建军
  
书评作者: 
钮卫星
发布媒体: 
中国图书商报

        1

        每年的10月上旬——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几天里,荣誉、欢笑、祝贺和记者们的镜头会把那几位新鲜出炉的幸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紧紧包围。说他们幸运也许不恰当,因为诺贝尔奖很少会颁给一个不合格的人。然而诺贝尔奖确实会不颁给一些合格的人。而所有这些幸运和不幸运背后的故事——或许要比那些当事人科学家们从事的研究复杂得多,却往往是鲜为人知的。

        1896年12月10日,富可敌国的黄色炸药发明人阿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巴黎去世,留下一纸措辞模糊又出人意料的遗嘱。遗嘱的内容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已经熟悉,此处不赘。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遗嘱最终得以执行,并确立了诺贝尔奖的评审程序,成立了相关的评审机构。

        以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为例——诺贝尔遗嘱指定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颁奖机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具有提名资格的人在每年2月1日前书面把候选人姓名和拟颁奖理由提交给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委员会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的3-5人组成,委员会对被提名的科学家进行评审,撰写评审报告,最后提交给皇家科学院全体院士投票表决。

        “凡评审,皆有内幕。”这句全称判断也许偏强了点,但凡参与过申请经费、报项目、评奖评优等活动的读者大概都会有同感。面对令人或失望或无奈或惊讶的评审结果,我们会猜测这幕后必定有某种平衡和交易。

        现在有一位叫做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的美国科学史教授,潜心研究诺贝尔奖(1950年以前的)档案20多年,写了一本叫做《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的书——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两个主要的科学奖为例,把那个一般被认为是公平、公正、权威、崇高的诺贝尔奖的幕后历史一一抖落了出来。该书因此被称作是“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作”。但阅读全书之后,读者获得的应该不只是一窥内幕之后的快感。

        2

        个人恩怨导致不能公正、客观地给出判断,这无论是在芸芸众生当中还是在那些站在智力顶峰的科学家们当中,都是常见的。《权谋》描述的诺贝尔奖评审中种种幕后故事中的一种,就是专业委员会中委员们的个人偏见直接影响评审结果。例如,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就是这样一位“恩怨分明”的人。

        阿伦尼乌斯作为物理化学的创始人之一,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从1900年到1927年他担任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委员。1906年当化学委员会通过对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的提名后,阿伦尼乌斯在皇家科学院带头批评、贬低门捷列夫的工作,结果门捷列夫虽然作出元素周期率这样的重要发现但最终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背后的原因就是门捷列夫曾经批评过阿伦尼乌斯的离解理论。

        1909年阿伦尼乌斯则亲自替化学委员会委员威德曼捉刀,极力称赞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工作的重要性——在阿伦尼乌斯落寞的时候奥斯特瓦尔德曾给予他很大帮助,奥斯特瓦尔德因此获得该年度的化学奖。而这一年被提名的化学家当中能斯特(Walther Nernst)票数最多,而且是连续多年被提名,但是他是阿伦尼乌斯的敌人。阿伦尼乌斯此后一直千方百计阻止这位同行宿敌获奖——而世界上多数化学家公认能斯特是最有得奖资格的人。一直到1921年,能斯特以难以阻挡的优势支持——55票提名中有22票支持他——获得化学奖。

        《权谋》披露的诺贝尔奖评审中的另一种幕后操作是用诺贝尔奖表达一种政治主张或处理一种国际关系,哪怕是科学奖有时也被用作此种目的。1917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英国物理学家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巴克拉在X射线摄谱学方面的工作确实很有价值,但这些工作已经比较陈旧,而且是靠了别人尤其是新近在一战战场阵亡的莫塞莱的发展才变得重要。在当年与巴克拉并列的被提名人中有洛伦兹、普朗克、爱因斯坦、斯塔克这样的大腕级人物,而巴克拉只得到一票提名。这一票提名来自英国人卢瑟福——一位阿伦尼乌斯喜欢的人并想法让这位物理学家在1908年得了一个化学奖。卢瑟福没有加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德宣传中去,这点让亲德的瑞典人比较欣慰;而德将鲁登道夫的军队刚刚在马恩河大败,德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议和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为了对莫塞莱作些象征性的纪念——在巴克拉的评估报告中有一半篇幅在谈莫塞莱的工作,和在德国溃败之际对英国物理学界作出表扬,诺贝尔委员会不惜降低标准把奖给了巴克拉。这个奖被认为是“一个讨好英国人的奖”。在战后1920年的颁奖庆典中,巴克拉是唯一一个来自协约国的获奖人,虽然他在受奖演说中闹出了笑话,但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招好棋。

        3

        《权谋》揭露得最为深刻的一种幕后偏见,恐怕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专业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对理论的莫名恐惧和对实验主义的强烈偏爱。《权谋》其实一开始在“引言”中就介绍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专业委员会等机构的建制特性和文化特点中所包含的讲究实用、注重实验、拘泥于规章和传统、偏执于可捉摸的“正确”等要素。因此诺贝尔专业委员会的评审人天生有一种对理论的恐惧和对实验的强烈偏爱。这种倾向渗透了已解密的前50年的评奖历史,从后50年的评奖结果中我们也可见到一些这种倾向的端倪。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理论恐惧症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排斥上。爱因斯坦从1905年崭露头角以来,声望日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提名人中的大热门,以致在1918年跟妻子米列娃的离婚协议书中爱因斯坦写进了把尚未得到的诺贝尔奖奖金作为赡养费付给米列娃的条款。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太深奥、太理论了,无法让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物理学院士们喜欢上。1920年,爱因斯坦在候选人的名单上遥遥领先,但这一年的物理学奖给了只有一票提名的纪尧姆。纪尧姆发现了一种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体积保持不变的镍钢合金,这种合金非常合适用来制造精密的测量工具。但是在1920年代,物理学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惊天动地的智性冒险时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让纪尧姆的这样一件常规工作独占鳌头,就是那些反对相对论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21年,来自多个国家的提名继续给予爱因斯坦广泛的支持。皇家科学院院士古尔斯特兰德虽然不懂爱因斯坦的工作,但他自告奋勇来写爱因斯坦的评审报告,他在1919年私下对人说过:“绝不能让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哪怕全世界都支持他”。古尔斯特兰德报告的结论是:狭义或广义相对论也好,引力理论也好,无论单独的或合并的,都没有得诺贝尔奖的资格。当时很多委员也都不能接受爱因斯坦的工作算是物理学,因为他没有做过实验,他的理论不是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来的。1921年11月12日皇家科学院投票决定不发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当时的名望已经比诺贝尔奖的还高,对一位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怎能不给予奖励?这个诺贝尔委员会面临的“爱因斯坦难题”最后被一位新当选的物理学委员会委员奥森巧妙地解决了,奥森提名爱因斯坦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一条实验规律!——而应该获奖。最后爱因斯坦获得了被保留的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跟相对论的遭遇差不多,量子力学也一直不能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奥森带头抵制给量子力学的巨人们如海森伯、薛定谔、德布罗意诺贝尔奖,因为量子力学同样太理论、太深奥。泡利在1931年很犀利地指出:“瑞典没有理论物理学家!”直到狄拉克的工作导致突破以后,奥森才安排让海森伯得1932年的物理学奖,薛定谔和狄拉克分享1933年的奖;但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不让泡利和玻恩得奖。

        诺贝尔委员会对理论的恐惧还阻碍了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庞加莱获奖。1910年庞加莱获得了34票提名,是单个候选人提名票数的最高记录,但该年度的物理学奖给了仅有一票提名的范德瓦耳斯。面对愤怒的法国科学家们的追问,古尔斯特兰德傲慢地说:“庞加莱的工作是纯数学。”一位失望的法国科学家说:“庞加莱被看做是一个没有开枪的士兵,然而他是一位将军。”庞加莱影响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方向。

        4

        “为什么还没有一位在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什么时候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做出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每年10月中下旬会是这样的问题在媒体上出现的高峰期,形成了所谓的周年性发作的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给出了许多冷静的分析和中肯的评论。有人从政策和体制的角度指出,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不够,人均科研经费大大低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有人从科学家本身的角度指出,中国科学家研究的原创性差,不能把握最前沿研究课题。还有人从教育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应试教学大大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青年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等等。

        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都很有道理,笔者还愿意加上一条:中国目前科学和学术管理中的量化考核——就是对研究人员的科研学术成果进行以回归年为周期的考核和评价——将会扼杀中国的科研和学术,自然更别提得什么诺贝尔奖了。关于量化考核会导致弄虚作假、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等等弊端,很多人已经给出了详尽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科研、学术的量化管理方式是从根本上背离科学精神的。

        跟起源于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是一种纯粹的对体能极限的追求类似;同样源于希腊的科学精神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去探索自然奥秘,也是一种纯粹的挑战智力极限的精神。这种纯粹的精神就是为什么而什么,不掺杂其他杂质。但在量化考核的体制下,无法保持这种纯粹。量化考核让人不得不注重短视的实利,让真正想投身科学研究的人受到很大的干扰,因而无法潜心于重大、长期的科研项目,也就别指望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了。

        事实上,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急于需要获得一个诺贝尔奖来进行自我安慰——诸如“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这样荒谬的量化指标是毫无意义的。就如《权谋》的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写的“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仔细思考:一个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的政策有何意义?”“科学所赋予人类社会的,比对诺贝尔奖的追求要丰富得多。” 因此,我们不必耿耿于中国人其实好几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也不必认为诺贝尔奖是西方人玩的游戏,并指责其评奖过程中充满很多不合理、甚至主观因素——就如《权谋》一书所揭示的。

        我们需要的是那么一点点纯粹的精神。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05年10月14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