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记“至钱锺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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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樊洪业
发布媒体: 
中华读书报

        笔者近几年参与编纂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和《竺可桢全集》,都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书,具体打交道的是潘涛副总编。他最近打电话给我,说杨绛有篇文章中提到了任鸿隽和竺可桢,建议我看一看。随后收到了他寄来的文章复印件,是7月1—2日在《文汇报》上连载的,题为《怀念陈衡哲》,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Ⅱ)》。 

        陈衡哲是任鸿隽的夫人,作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以专攻西洋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据杨绛文中所忆,1949年,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拟定居上海,储安平为此设家宴请客。储因家中无女主人,特邀请杨绛陪客。杨由此得识陈衡哲。 

        从男主人公方面说,当时钱锺书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又在南京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还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委。为了请任鸿隽承担翻译一本小册子,他曾到任鸿隽家去特地拜访过。 

        此后,任、钱两家常有往来,陈、杨两位才女则更为密切。过了半年多,钱、杨夫妇受清华大学之聘,于1949年8月底离沪北上。待院系调整后,钱家搬到了属于北京大学新住宅区的中关园平房。初,陈、杨间尚有通信。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双方皆感提笔沉重,“球”最后落在陈衡哲一方,因此,她说欠着杨的一封信。这期间,杨绛说她曾在中关园家中接待过任鸿隽与竺可桢相伴的一次突然来访: 

        有一天任鸿隽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同来看钟书。锺书在城里。我以前虽然经常到任先生家去,我只为他带鸡肉包子,只和陈衡哲说话,我不会和名人学者谈话。那天,我活是一个家庭妇女,奉茶陪坐之外,应对几句就没话可说。锺书是等不回来的,他们坐一会儿就走了,我心上直抱歉。 

        鉴于任、钱两家有前述交往,任鸿隽到京期间去访问钱锺书夫妇,属常“礼”之中。竺可桢是科学家,钱锺书是人文学者,两者所涉学问领域不同;竺生于1890年,钱生于1910年,相差20岁,是两代人。他们之间,此前既无交往记录,此时亦无工作关系。既然是与任鸿隽“同来看锺书”,总该是有个由头。依笔者推测,可能是与钱基博(钱锺书之父)、钱锺韩(钱锺书之堂弟)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有关。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历任无锡县图书馆馆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出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与张其昀等校中同仁创办《国命旬刊》。1938年暑期后,他应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廖茂如之聘,做了该校国文系主任。在浙大的这一年时间里,无论公务或私谊,钱与竺多有交往。 

        钱锺韩(1911—2002),自幼与堂兄钱锺书一起习中国文史,后违家训而转学理工科。193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4年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做研究生。1937年回国,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从1939年起代理系主任。竺可桢当年曾受老友柳诒征之托,为钱锺韩作媒。1945年以后,他曾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任教。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锺韩在整个抗战期间全都在浙大任教,他的名字在此期间竺可桢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竺可桢是位非常重友情、念旧谊的人。在与钱氏叔侄多年不通音问之后,他很有可能是借陪任鸿隽到北京大学访问友人之便,想向钱锺书询问钱基博与钱锺韩夫妇的有关近况。 

        竺可桢在当天日记中写下: 

        九点陈鹤琴、任叔永来。9:40和叔永到北大宿舍东大地30号晤曾昭抡及其爱人俞大絪。……至叶企孙处谈片刻。晤树人,树人进城来。乃至周培源处,与谈合作问题,并约企孙任科学史事,偕叔永和企孙、叔永回至曾家中膳,遇第一机械部长黄敬(俞大絪侄)。膳后至156号朗静园Winter处及中园26号钱钟书家,遇其太太杨绛。 

        日记中涉及的人物,陈鹤琴,教育学家;任叔永,即任鸿隽;曾昭抡,化学家,北大教授,时任教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黄敬,本名俞启威,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叶企孙,物理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时任北大教授,后兼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树人,即饶毓泰,物理学家,北大教授;Winter,美国籍,时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汉名温德。 

        竺可桢记述钱家住址的文字为“中园26号”,中间空缺一字,杨文说是“中关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当时还没弄清中关园的名称,恰恰与“中关村”与“中关园”名称的起源与沿革有关。这是中关村变迁史的话题,应另文讨论,于此不赘。 

        家居上海的任鸿隽,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从城里的地安门东大街来到西北郊的北京大学,要看望诸多友人,不是专访钱锺书。钱当时已在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经常往城里跑,大星期天也不得闲,结果是任竺之访只见到了杨绛。 

        杨绛文中只说是“有一天”,没有指出此次访问的明确时间,可能是记不清了。而竺可桢记在当日,很明确,是在“1954年3月14日,星期日”。 

        近10余年来,中国文化界有持久的“钱钟书热”,随之,钱基博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笔者查阅了竺老日记中的有关文字,摘抄一部分(竺老记钱基博多以“子泉”称),供有此兴味者参考: 

        1937年9月17日在杭州浙大:“晚七点半在新教室礼堂开一年级新生大会,到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女生二十人左右。由余主席,报告约十分钟;次晓沧、钱子泉及朱仲翔与陈柏青均有讲演;八点三刻散会。” 

        10月5日:“晨晤钱子泉,约双十节在寓中膳,并约其侄钱锺韩与柳定生、张晓峰(张其昀——樊注)等,因得翼谋(柳诒征)之托,为其女柳定生与钱锺韩订婚事也。据钱子泉云:翼谋于三年前在江苏考试留学生时,得钱钟韩卷而爱好其人,因欲妻以女云。” 

        10月22日:“八点廿分至校,晓峰来,以《国命旬刊》二期见示,中有钱子泉《吾人何以自处》一文,谓拿坡仑侵德时,Hegel弃城至乡,而其友人非书尔则居危城不去。哈氏之意以为渠方从事著书,此书之成,必能使德国民族复兴,故不得不去乡。而非氏则以为吾人当以身为表率,故不应离危城,二者各有见地。与曾子为人师居武城,宋人来伐,去之,则以曾子负师保之职;孟子居齐,将有兵事遂不去;二人之行为各别亦同一辙也云云。” 

        1938年3月23日在江西泰和:“晤钱子泉,嘱其会考国文,并由学校悬奖,给与最优良而进步最快者若干人。” 

        4月3日:“十二点至大原书院,迪生、洽周、以中、贺昌群等四人宴请马一浮,并邀钱子泉、晓峰、叔谅、章俊之、陈弼佑诸人。膳后与马一浮、钱子泉等谈至四点半。……子泉谈及韩非子,谓不啻一部共产教科书。” 

        4月5日:“晤钱子泉,嘱其为国文会考主试委员并出题目。” 

        5月7日:“晚钱子泉、祝文若、王驾吾等约柳先生晚膳。膳后九点半回时尚微雨不止。席间谈及胡子之难养,翼谋因谓昔有人以胡子作灯谜,射《四书》一句,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至于一般性应酬、例行会议和收函寄函记录,就不一一引述了。

 

摘自《中华读书报》
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