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一封佚信——兼议学术文化名人的全集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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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全集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宋广波
发布媒体: 
光明日报

        时下,备受关注的《竺可桢全集》正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从刚面世的前几卷看其编纂水平和印制质量,可断言:这是一部成功的全集,其必能成为一部传之久远的学术文化典籍。不过,编全集有一个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的普遍缺陷,那就是收文不全,尤其是首编的时候。比如,20世纪最有影响的全集《鲁迅全集》,快有70年的历史了,但到近些年为止,还不时有零散的鲁迅佚文出现。所以,公道地讲,个别文献的失收,并不能影响对一部全集成功与否的判断。 

        《竺可桢全集》也不能例外。笔者因搜求丁文江文献的关系,前些年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通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信。我除了将此信抄寄全集编纂者和家属外,现发表在这里,以让更多的关注竺老文献的人先睹为快。 

        这封佚信作于1935年4月19日,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拟新疆建设关于气象部分计划”,全宗号39,案卷号13。原函云: 

                在君先生钧鉴: 

                前承惠交经济委员会新疆建设计划书一册,谨遵审查其气象部分,觉规模过大,不易实现。兹为拟定初步计划及与本院合作办法,似较易于成就也。附呈意见书一纸,仪器单一份,祗希核定为感,原计划书并璧还。此颂 

                台祺 

                弟竺可桢顿首 

                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按,丁文江(字在君)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而竺可桢则任该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33年10月,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西部建设以为抗战准备;这个所谓“新疆建设计划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计划书出台后,即交当时的最高科研机关——中央研究院审查(该院有协调全国科学研究方向的职责),丁文江便将其气象部分交竺可桢审查,竺氏审查后便函复丁文江:这个计划“不易实现”,并重拟计划。这封佚信也表明,在当时还是非常尊重科学家意见的,这与后来某些部门的践踏科学、羞辱专家、胡干蛮干的恶行简直判若天渊。 

        类似的佚信、佚文当还有不少,因此,热切希望编纂者能早些着手辑佚工作,以使该书更趋完备。 

        《竺可桢全集》的前几卷出版后,几位权威的业内人士如陈述彭、樊洪业、周振鹤、刘钝等纷纷撰文,均给予精到恰切的褒奖。不过,以上诸家的评论对竺老的整个学术、事业来说,不过是“冰山之一角”;随着《全集》后几卷的陆续问世,将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惊叹:呀,原来竺可桢是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不独如此,为包括竺可桢在内的第一流科学家编全集,还是做成《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前提工作。只有把每一门科学(诸如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物理学、化学等等)的历史研究透了,把每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的贡献都研究透了,才能写出一部严整、完备、全面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史》。当然,做好这一工作,更是民族学术文化积累、赓续、传承不可缺少的一步。 

        此外,为上个世纪的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文化大家编全集,还有一种抢救的意义在里面,应该有紧迫感。上个世纪的中国,前半期是战乱不断,后来又运动频仍,而每一次劫难来临,文化都是难逃其厄。顾潮研究员曾告诉笔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保存的大量文化名人函札,都成捆的扔进了火炉……假如这些宝贵文献早日刊行的话,即使原典被毁,也不至于完全灰飞烟灭、荡然无存!或许是同样的原因,有一些对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做出过大贡献、发挥过大影响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本早就应该有全集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这种情况,可以举梁启超的例子作代表。任公本是对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等多领域杰出人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本来其片言只语都应在搜辑之列;但任公死了快80年了,他的一部完善的全集还没编出来(而这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动议了),实在是学界的大耻辱! 

        编一部全集不容易,编好就更难。所谓好,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后只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推翻重来。这至少需要做到三点:选择底本要精严,校勘校对要细密,考证注释要详备。这就需要聚拢、整合国内甚至是海内外的专家共同来完成。要知道,一部成功的集子,需要编者有相当的研究基础,有了研究基础,才会有眼光,有识见;绝不是从这份旧报纸上剪贴一份,从那份旧杂志上复制一份,杂凑在一起,就能成集的,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必然是要被淘汰的。而最近20年来,类似的现象真是层出不穷。近些年来,也不断有全集、文集问世,但我以为,以《梁漱溟全集》、《蔡元培全集》水平最高,可归在不需推倒重来之列。 

        全集的编纂方法,历来有两种:分类和编年,笔者倾向于后者。这主要因为:有好多学者的著作,往往是跨学科的,很难把它严格地归在某一类里;其次,将著作按时间编排,能增加历史感,便于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鲁迅先生说得好: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有一种办法可以兼顾分类、编年这两种编纂方法的长处,那就是在编年的文集后面附几个分类的索引。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谈到,那就是出版问题。很多全集都是生僻的学术书,而学术书难出,需要给出版社补贴,似乎已成“规矩”。据说,这套《竺可桢全集》就是在北京碰壁几次后才在上海找到出路的。这里,没有丝毫苛责出版单位的意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取财各自有道。不过,倒是想提醒有责任感的出版商: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出书除了能挣钱,还不应忘记自身应负的使命——弘扬学术、文化。有一个问题,一直很纳闷:怎么现在的出版社就不能像当年的商务印书馆那样,既能赚到大钱,又不出一本滥书;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文化重镇。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