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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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樊洪业
发布媒体: 
科学时报

        绝笔,与笔有关,其解有二。一是指好到极点的作品,二是指生前最后的笔迹。前者当影响社会,青史留名。后者,因各人临终前的状态不同,与落笔有关的机缘也是偶然性太大,名人伟人,其绝笔也未必是名言伟“迹”。 

        蔡元培于1937年底由上海迁香港养病,居港期间,多受出版家王云五的关照。他的绝笔是在寓中为王的女儿书写的七绝立幅:“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疏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 鹤仪女士正 蔡元培”。时在1940年3月2日。三天后,他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喃喃声中去世。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溘然长逝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馆。这一天,他作为院长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午选举出任之恭、李景均和梅贻琦等七名新院士。下午,胡到书房亲自为身在海外而未能来台北参加会议的五位新院士拟了一份贺电,这份电报的手稿,就成了他的绝笔。 

        再如,毛泽东的绝笔,新出版的《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书中第1782页写着:“这年(1976年——樊注)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然而,这“最后”的几个字,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绝笔。因为最后的笔迹并不限于写字。该书的第1783页说,197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圈阅,为领导者专有。8月18日的那一个圈及与其相附的署名和署日,才真正是他的绝笔。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绝笔是竺可桢的,其“特别”之处,一是它载之于日记,二是它所记内容为天气预报。 

        竺可桢先生作为第二批庚款生,与胡适、赵元任于1910年同船赴美留学。这三个人的日记都很有名。赵的日记最全,始记于出国之前,多用英文记述,偶见有中文摘译,但没有专书出版。 

        胡适记日记,始于1910年初的中国公学后期,终至去世前三天。留学时期的日记,早在1939年就出版过,所以有人认为胡适写日记是准备给别人看的,有失日记之本旨。 

        竺可桢记日记的起始时间,据说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早年日记焚于1923年竺可桢于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一次学校失火中。而1923~1935年间的日记,据竺本人在日记中透露,原是留在南京住所的,抗战西迁时没有带走,后来失掉了。因此,存下来的只有1936年以后的日记,极少间断和丢失,坚持数十年,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竺之各日所记,大多独占一页。一般情况下,都记有每日天气、物候、重大时事和个人信函寄收情况,正文则按时间段依序记述其每日工作、社会交往情况和重要时事见闻,经常记有读书的摘记、心得和评述。其中对天气和物候的情况尤其注意,那是他一生中常常加以利用的科研资料。 

        竺可桢生前未以日记示人。1978年,人们方从竺老夫人处得知有此遗存。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摘编本,五卷共约300万字,为日记原稿文字量的三分之一。近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对全部日记进行整理、出版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晚年的竺可桢患有肺气肿,最后一次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是在农历甲寅年春节刚过的大年初二(1974年1月24日)。住院后的日记虽然书写依然工整,但字数已明显减少。至2月4日,日记中尚简略地记下他对寒冬天气的评论,记着医生查病的情况和对身体的自我感觉。但到2月5日和6日,日记正文已是空白,但他仍坚持写下中央气象局(现称国家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的内容。据竺老子女说,当时他是要陪护的子女按时听广播,转诉给他,然后他再费力地记下,手迹见照片。透过字迹,仿佛可以感到老人手的抖动和呼吸的迫促。 

        照片据竺可桢日记拍照。右上角的“37”,系竺本人对日记本的手写页码编号。以蓝字记74(年)2(月)2(日)(星期)3,以红字记着: 

        “局报晴转多云 最低-7° 最高-1℃ 东风1-2级” 

        老人于翌日凌晨4时35分去世。绝笔之日,至今整整三十周年。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人。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时,他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经过一番筹划努力,自1930年元旦起,该所已正式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打破了由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开创了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发布本国气象预报的新纪元。 

        笔者记得读中学时,曾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研究蛇类的动物学家,在被毒蛇咬伤之后,很清楚自己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他为了给后人留下珍贵的研究资料,竟然无所他顾,仔细地按时间顺序记下了蛇毒在身体中发生作用的自我感觉过程,直到他无法执笔。后来还知道,牺牲在极地探险事业中的科学家们,也有许多人是在明知自己将因冻馁死去的情况下,仍然以极大的毅力记下他们所见所闻所感。 

        竺老之死,无需以悲壮言,但却是与那些悲壮者同辙同道而去的。科学研究,似乎已内化为他们的本能。他们的绝笔,显现出科学家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无尽眷恋,或可称之为主体换位的“临终关怀”吧。

                                                      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