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 第11卷

竺可桢全集  第11卷
ISBN: 
7-5428-4084-3/K.18
出版日期: 
2006-12
开本: 
16开
页码: 
637
定价(元): 
100.00
作者: 
竺可桢
  

目录

前言 3
关于竺可桢日记 9
日记编例 13
第11卷说明 15

1948年

日记 1
读书笔记 296
杂记 312
本年事要 320
子女成绩 328
通讯录 330

1949年

日记 339
本年事要 603
卅八年定西文杂志 609
收支账册 610
1950年国家预算草案 616
Elementary School (U.S.S.R.) 618


附录一  第11卷人名简释表 619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633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635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637

内容提要

      本卷收录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
      1948年1月底,“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的58岁的竺可桢,“拟于四月间辞职”——“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内战加剧,物价飞涨,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和师生员工的基本生活,校长不得不围绕“款”字转。对外向教育部催拨款,向银行乞贷款,“向省府要米”,对内压缩开支,甚至“拟以现有校中存款购米、柴、油等各项,以备不虞”。他更为苦恼的还是如何应对发生在“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中的政治冲突。在杭州,面对学潮,他认为学生可以发表政治见解,但不能在校园中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又坚持“校中并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宁肯受学生的包围而反对军警入校捕人。他勉力维持被起伏不断的学潮所冲击的教学秩序,不肯屈从于国民党政府镇压学潮的指令。
      在与国共两种政治势力周旋的过程中,竺可桢坚守岗位,爱生护校,顾全大局,不乱方寸,对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对继续主政浙大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丧失了信心。1949年4月底,长校整整13年的他不得不离开浙大。
      1949年5—6月,竺可桢潜居于上海避险,不去台湾。在政权更迭的隆隆炮声和相继而至的朗朗歌声中,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欣然走进了参与建立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筹划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行列。在上海,他竟能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当上海人民庆祝解放之时,他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评述:“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自7月起,竺可桢记述参加的主要活动有: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动大会,“科代会”发起的东北参观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0月16日,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已有机构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地理研究所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竺可桢以自己在科教界的崇高德望、渊博学识和广泛联系,在整合机构、凝聚队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年底,竺可桢定居于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内(直至去世)。在家庭成员中,其于1949年6月惊悉久已失去联系的长女竺梅于此前的1948年9月在解放区大连病逝。
      1948年日记册,32开本,一册,为利达文具制造厂印制的“大众日记”,保存完整。封面印有“台湾肥料有限公司周年纪念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内封上书有“藕舫校长赐存汤元吉敬赠卅六年八月”。1949年日记册,32开本,一册,为上海艺华文具制造厂出品的“生活日记”,保存完整。作者在扉页用钢笔书写“民国卅八年藕舫日记”,又用毛笔书写“一九四九年日记 竺可桢”。
      1948年日记的编订工作由姚竺绍等负责,1949年日记的编订工作由樊谦、陈向文负责。1949年3月8日所记祝寿诗由王鹏飞辨读和校订。
      本卷人名简释表由樊谦编制初稿,家系人物表由竺安编制。全卷内容由陈学溶校审;竺安审定英文内容,并参与通审。全卷由樊洪业通审定稿。
      本书依“存真”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有关编订规则之大要,详见《日记编例》。

前言

      竺可桢,字藕舫,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
      进入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举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主体。1898年维新派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新风所被之处,绍兴东关镇也办起了新式学堂。竺可桢由此得以在家乡读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之后又进了唐山路矿学堂,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新学基础。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断断续续,波波折折,直到20世纪初,才通过新学制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引进中国的课堂。随后的留学大潮又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幸逢如此历史机缘,加上自身勤奋有恒,竺可桢终能跻身于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行列。
      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办“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杂志,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汇入到这股科学救国的洪流中,成为该社的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以此为起点,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利用各种机会呼唤全社会注重科学事业的发展,倡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勇于担起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
      回国后的竺可桢,先后在武昌和南京任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为日后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早期专门人才。在推动科学教育升级转型的同时,他长期参与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工作,被推选为继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之后的第四任社长。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的科学体制处于团体化组织自流发展的状态,而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学社,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
      中国科学社按英美模式勾画了未来中国科学事业的蓝图,但囿于国情条件,此梦难圆。1928年以后,蔡元培等力主引进法国模式,中国科学体制由此进入了中央研究院时代。鉴于竺可桢的学术地位,从蔡元培着手筹备中央研究院之日起,他就被邀请来负责筹建气象学方面的研究机构。1928年至1946年间,他一直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自1935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他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出一支精干的队伍。与此同时,他为国家争权益,经过苦心经营,中国终于从1930年元旦起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他本人在台风分类、季风、中国气候区划、气候变迁以及物候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处在科学的前沿。《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年)的编者在卷前撰有“竺可桢的生平与贡献”,对此已有较系统的评述。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浙大前任校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教育,招致广大师生的激烈反抗,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竺可桢长校之后,尽力按哈佛办学模式塑造新浙大,着力革除弊政,聘选优秀教授,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的大学进入颠沛流离的状态,而浙大是搬迁各校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所。每到一地,即能迅速开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随即开放,保证了教学与科研的进行。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浙大每到一地,都为当地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其影响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清晰可见,因而浙大的西迁被称为“文军长征”。经历了遵义湄潭时期的相对稳定之后,浙江大学竟在艰难困厄中崛起,这所原为普通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竺可桢即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建院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重新组建新的科研机构。由于竺可桢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历来认为发展科学事业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在尊重人才、使用人才、吸引人才和保护人才方面,都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随着后来领导体制的变化,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执行“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任务上,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他亲自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与各方面协调,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察队。他在70岁的前后,以年迈之躯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这些考察成果为国家宏观规划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此相随,在全国布置了略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和观测台站的网络,并直接促进了在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拓荒与耕耘。
      人口、环境与资源,与竺可桢所从事的地学研究有关,更与50年代以后他分工领导的工作有关。在对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保护、开发和改造等方面,他都有过艰苦的考察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思考,著述亦多。通过物候学的研究和资源考察工作,他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晚年则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他从20年代起即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50年代以后,面对人口陡增的形势和政府对策失误的现实,这一关注就更为持久和益显沉重。他在著作和日记中殷殷述说中国古人盲目开发资源而给后世遗下无穷祸患的惨痛历史教训,呼唤今人负起历史责任,不要再因我们的失误而殃及子孙后代。竺可桢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最为关注的是人口增长和水土流失两大问题。与源于西方的工业忧患不同,他表达的乃是源于本土的农业忧患,今人由此可以隐约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在中国的早期萌动。
      自20世纪30年代起,竺可桢在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中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起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他的一生,除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事业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外,在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诸多科学文化领域皆有突出成就。
      59岁以前的竺可桢,先后领导过一个系、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大学;59岁以后,他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事业;66岁以后侧重于对地学和生物学科研的领导;晚年遭遇“文革”,开始“赋闲”,在特殊的政治保护中幸得“平安”。不过,早年的思想棱角已被连续淘磨多年,他尝以“落伍者”自责,对时代政治大局欲解而难解,对国家科学事业欲为而难为。他只有“躲进小楼成一统”,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继续研究并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又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了《物候学》一书的修订。此外,他坚持逐期阅读国际上两种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关注国际科学进展,思考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前途;他认真检索几十年的日记,为澄清对有关人士历史问题的审查而认真书写证明材料;也曾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命运和保卫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书周恩来总理。当然,还有许多时光消耗在与病魔的周旋中。因“文革”时期宅内冬季供暖不足而周期性引发的肺气肿,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竺老离去的30年来,科学界、教育界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他的怀念。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浙江大学,在他的诞辰和忌日,于1984年、1990年、1994年、 2000年举办过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
      竺老的纪念文集和传记著作,已出版近20种。在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当代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中,竺可桢名列第一组之中。
      浙江上虞县东关镇辟设“竺可桢故居陈列室”,为该地文物保护单位。
      在竺可桢的故乡命名“竺可桢中学”,为浙江省级农村示范初级中学。
      由中国气象局投资,在浙江省绍兴市气象局辟设“竺可桢纪念馆”,作为中国气象系统开展传统教育基地之一。
      江苏省气象局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的会议厅命名为“藕舫厅”。
      浙江大学设有“竺可桢教育基金会” “竺可桢学院” “竺可桢杰出学者年度讲座”,在竺可桢学院大楼内辟设“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
      在浙大西迁所在地遵义,建有“竺可桢碑亭”,并将附近一座新建桥梁命名为“可桢桥”。
      中国科学院及其直属机构设有“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竺可桢科学史讲席” “竺可桢科学史奖”和“竺可桢南森国际研究中心”。
      竺可桢塑像见于各地:南京大学东南大楼、浙江大学校园、江苏省气象局内中研院气象所旧址、中国科学院917大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研楼和上海青浦“东方绿舟”的知识大道等。
      多年以来,在众多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就举不胜举了。
      上述种种,尽管出面主持者的名义不同,但都发乎于人们内心那份历久弥深的真情。
      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老之一生,“三立”皆备。他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享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一代宗师之誉,研究水土风云,成果惠及百代,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竺老以地学为专攻,重实地考察而躬行各地,又终生奋笔不辍,著述虽多有佚失,而现尚可得各类遗存文稿约300万字,日记约1000万字。
      出版界早就有人打算为竺可桢出集子,也作过收集文章的准备。1962年,主管科技界的聂荣臻副总理曾提出:“象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给他出个文集。
      1977年4月,中国科学院决定编辑《竺可桢文集》,此书于1979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选收论文79篇,约70万字。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文章未能入选。后来还有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1981),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看风云舒卷》(1998)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竺可桢文录》(1999)等,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编选的本子,文字量不大。日记方面,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总共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约300万字,占原本字数的三分之一。
      当历史走进21世纪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把过去的世纪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于是悄然出现一波文化名人全集热。如蔡元培、胡适、顾毓琇、吕叔湘、赵元任等人的全集,基本上是学术界与出版界自发合作的结果。《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出版,虽然也是时逢竺老逝世30周年的一种纪念,但从更深层说,和其他全集一样,已走出了宣传和纪念的局限,而更多的是为了透过文化名人的著述,去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
      《竺可桢全集》拟出版20卷。第1— 4卷,收录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既含讲演稿、工作报告、自存手稿以及新闻报道中引述、摘录的讲话,亦含书信、题词、诗作、自传、学习体会、思想汇报、履历表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19卷收录竺可桢1936—1974年的日记。最后一卷拟含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
      《竺可桢全集》的前4卷和第5卷,无论何种学科、体裁的文稿,一律按时间先后排序。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无法严格区分学科领域和体裁类别的困难,更多的考虑还是想给读者提供一种历史考察的方便,无论是什么学科或体裁的哪一篇,都是竺可桢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留下连续足迹的一个印记。
      全书编辑加工以“存真”为基本要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
      《竺可桢全集》所收文献纵亘1916—1974年,计59年,历经中国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所记述史实弥足珍贵,其文章写作样式、编辑出版规范、社会流行语言、术语译名演变,等等,也都真实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趋势,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为此,我们坚持力求如实保存文本原貌,未完全按现有通行的编辑出版规范作加工处理。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作者文章中表述的学术观点和论据,有后世学者提出较大争议和较系统考订者,本书亦未予逐一注释和论列。编者的主要工作是广泛收集遗存文稿,考订其发表的时间和背景,选择适合入选文本,辨读文本内容,酌情予以必要的点校、考证和注释,对不同文本作参校订正。

      《竺可桢全集》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当务之急是搜集竺可桢的遗存著述,途径有四:(1)以《竺可桢文集》后附“竺可桢著作目录”所列篇目、竺可桢纪念文集和传记所引文献以及现存竺可桢全部日记有关记述为基础,按图索骥;(2)原“竺可桢研究会”在80年代收集的各类文稿;(3)对《科学》杂志、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刊物、浙江大学校刊、中国科学院档案等作了系统查阅,并对近年相关出版物,如《蔡元培全集》、《南大百年实录》作了查索选录;(4)通过竺老亲属、浙大校友会北京分会等渠道,向与竺老有过各种联系的人员发函征集。
      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国气象局图书馆、农业部办公厅档案处、中国科协秘书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科学时报社档案室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查阅和复制文献资料的方便。
      王玉春、王昭雯、王涌泉、王鹏飞、尤芳湖、申图、冯雪骥、任葆薏、刘文漪、李玉海、宋琦、沈文雄、张九辰、张直中、陆家桔、陈立、陈邡、陈学溶、金宗达、竺宁、竺安、竺松、竺碚、赵新那、赵德煌、胡宗刚、胡思梅、姚鸿瑞、洪星、陶为霖、陶渴平、钱燕、钱永红、席泽宗、戚叔纬、舒昌荣、解莉华等同志,向编委会提供了信函、照片和重要的背景资料。
      李岩峰、佟亦军、陈京辉、张蕴洁、周东军、赵小敏、沈颐等同志提供了录入、摄影和扫描等方面的帮助。
      89岁高龄的黄宗甄先生和87岁高龄的陈学溶先生,在高强度的审校文稿工作中,投入了他们对竺老的爱戴之情。他们的严谨、执著和敬业精神,对全体参与者是极大的激励。
      过兴先、任知恕等先生也承担了部分审稿工作。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在全程工作中提供了人员、物质方面的保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为本书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资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本书的出版纳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即决定承担本书的出版,参与编辑出版各环节的全体人员为保证整体工作的进度与质量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上述各种支持,保证了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多,在文稿搜集方面还会有遗漏。编辑出版者水平有限,虽尽可能勤勉从事,但在对入编文稿的甄别整理、辨读点校、考订注释、排版校对诸环节上,也一定会有讹误与疏漏。为对上述两方面有所弥补,拟在全书的最后一卷中,加设“补编”和“勘误”两项,盼识者予以指教。
                                        《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4年4月

作者简介

精彩片段

书评

一、 藏本简况

      据竺可桢早年的弟子胡焕庸说,“竺老可能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记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竺可桢日记》第Ⅰ册“编者前言”之脚注)。按此,竺可桢记日记应始于他入哈佛大学的1913年夏季。由此起算,至1974年2月去世,历年足一甲子且有余。
      不幸的是,这60年日记没能完全保存下来。它遭遇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他所在的教学楼(口字楼)于1923年闹了一场大火,楼毁了。胡焕庸说,竺老的早年日记亦毁其中。屈指一算,那是10年的日记。另一次劫难是日寇侵华。抗战前,竺可桢筹款在南京珞珈路盖了一座小楼,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是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校西迁,近年日记留在了南京寓所。据其1938年10月5日所记:“接宋楚白函,知珞珈路廿二号屋又为日本军官所特务机关长官所占,室内书籍送金陵女大”。这就是说,竺宅被日寇军官据占,藏书转移到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不知所终。据竺可桢1962年7月3日所记:“晚阅过去日记,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存10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
      1936年以后的日记,由竺可桢本人精心保存下来,其中只有1941年1月前半月的内容失存。其后所记,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一天,即1974年2月6日。
      至20世纪80年代,“竺可桢研究会”着手组织整理编订《竺可桢日记》和编写《竺可桢传》,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日记本从竺家移出。但因参与者甚众而又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竟然先后丢失了1953年和1961年(含记于其中的1960年10—12月内容)的两册日记本。
      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1980年代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1953年、1961年和1960年10—12月的文字,即利用这些记录本(又称“日记草稿本”)选录补入。
      为加强对竺可桢日记的长期保管,并为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提供便利,竺可桢亲属和“竺可桢研究会”决定将珍藏的上述日记,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并于1992年10月31日举行了三方签字移交仪式。
      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至今保存的竺可桢日记藏本,计有:1936—1952年,1954—1960年1—9月,1962—1974年的日记本。保存的记录本有:1953年,1960年10—12月,1961年。

二、日记内容与文本结构

      竺可桢对日记本的选择是比较在意的,早年大多采用市上出售的32开专用日记本。有些年份没有买到这种本子,代用品也要选用32开本。多数是每年用一本,每天记一页。
      关于日记所记述的内容,根据记述顺序和在页面上的排布情况,可分为5类:(1)时间驻址,(2)天气物候,(3)记事提要,(4)日记正文,(5)收寄函电。其中,(1)记于每页的首行;(2)(3)记于首行之下;(4)记于版心;(5)记于切口和订口两侧的空白处。一般是如此,作者在旅途中或是特别忙碌的情况下,除(4)之外,其余各项有时缺记。也有时会因内容太多而打乱上述的文字排布,占满页面的所有空白处,甚至延伸至相邻页面。
      日记正文所记,涉及作者当日起居、亲友来往、当日见闻,核心部分是每日的工作事务和社会活动,还常有读书笔记。记事的同时,常伴有作者的评述与心得。
      除每日所记内容之外,每年之后还附有读书笔记、作者个人当年大事记要、通讯录、子女成绩表、收支一览表等。各年附录的选项不同,各表所取舍的内容也详略不一。总体上说,前期日记附录内容较为丰富,后期则显得简单。

三、 竺可桢日记的史学价值

      竺可桢生前从未以日记示人。1978年,在组织编纂《竺可桢文集》的过程中,人们方从竺家得知有此遗存。在1980年代,先是出版了1936—1949年摘编本Ⅰ—Ⅱ册(人民出版社),后又出版了1950—1974年摘编本Ⅲ—Ⅴ册(科学出版社)。20年来,这五册摘编本日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为他们的学术著作所引用。另一方面,《竺可桢日记》摘编本总计约300万字,尚不及日记原本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囿于时代氛围等因素,对竺可桢日记史学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不够充分,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未得入选,已版日记中出现的太多“……”,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通过学术界与出版界携手合作,记录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量珍贵文献,有如笋生泉涌,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名人的全集,当然包括对日记的求“全”。
      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的文字总量,约有1000万字。与其他名人的日记相比,其特点有三。
      (一) 历史跨度长。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纵贯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出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1949年之前的日记,可同时视为浙江大学的校史;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则可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由此旁涉,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诸多科教文化事业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二) 涉及范围广。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及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以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专攻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日所为相关,是他爱记日记。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和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
      (三) 笔下人物多。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荟聚在他的日记中。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
      日记为个人私藏,记述时虽然不可能像发表文章那样反复修改核校,但竺可桢对日记亦本其一贯行事的作风,极为认真、严谨而持恒,甚至在数十年之后还进行补记或补注。在正常情况下,作者是每日一记,时间在当日晚上或翌日清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数日后补记,凡属这种情况,他都会在日记中作出说明。对于已经写过的文字,偶尔校正个别的人名和错字时,都是以划线表示改动,原字清晰可辨。发现已记述内容有误时,一般是在后来日记中予以说明,有时是在原记处加注,还会写明补注的时间。全部日记中没有撕毁和覆盖。竺可桢日记是为供自己备忘而记,不是准备日后当著作发表的。于竺生前,亲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记,为亲见、亲闻、亲历,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实感受,没有一般公开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会谈等所常见的束缚和忌讳。
      具备上述的即时性、“原生”性和隐秘性,竺可桢日记在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地保证了它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应当指出,这里针对史料作伪之风而言的“史料的真实性”,并不直接等于史料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研究者引用史料时须有鉴别、考证,所谓“去伪存真”是也。日记所记,一己之见,未见得全面,未见得反映事物的本质。亲闻之事,属取之于他人的传言,未见得皆有真凭实据。正因为如此,竺日记中,尝有一事记述于先而更正于后,也有先是错责于人而后责己之误的情况。
      日记中记述人物交往,随处可见褒贬是非短长之论。如今刊行于世,实难于为之避讳。如果编者把凡属涉及人短之处全都隐去,《全集》将会千疮百孔,也就全集不全、存真不真了。人在历史途中,历史已成往事。人非圣贤,何况也不存在无“过”之圣贤。乞望识者能以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和豁达的心态给我们以支持和谅解。
      日记,可以填补史料之空白,佐辅史证之不足,纠正史述之讹误,展示时代之风尚,暴露社会之隐秘,发掘人物之心理,也因此向为史家所重视。现存的竺可桢日记,将全部入编《竺可桢全集》,从文字量来说,它也将成为《全集》的主体。竺可桢日记,对竺可桢研究,对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以竺可桢的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和丰富阅历而论,以其日记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论,目今可见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可以预期,对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志、重要机构沿革、名人传记和诸多重要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它一定会有所裨益的。竺可桢日记的全部刊行,只是敞开了一座宝库之门,而宝石之闪光,尚待探宝者的开掘与琢磨。
                                                       樊洪业
                                                   2005年12月

资料下载

丛书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