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三立”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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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全集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尹传红
发布媒体: 
科技日报

        他离开人世已经30年了,但仍有许多人经常想起他、提到他,并且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他的怀念。 

        他拥有一名优秀科学家所具备的所有品格,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大大超越了科学家的视野。

        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他的一生,可谓是——“三立”皆备。

        有17位两院院士参加编纂、规模超过1000万字——将在两年内出齐的《竺可桢全集》,已成为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的出版工程。 

        7月22日,“《竺可桢全集》(1—4卷)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与会者对这部20世纪科学文化的历史宝藏称颂不已,对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表达了深深的缅怀之情。 

        “我对竺先生总是有抹不去的记忆” 

        厚厚几大本绿色封皮的《竺可桢全集》(1—4卷)摆放在桌面上。会前、会中、会后,总能看到有人在捧着它翻阅;不时地,他们的目光常常又回转到封皮,瞥一眼那个圈了起来的人像。那是在1946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的留影,透出的是一种冷静、睿智和坚定。 

        “我对竺先生总是有抹不去的记忆,他的事情一天两天也谈不完。”竺老当年带的研究生、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说,他毕生是在竺老倡导的“求是”精神的熏陶和竺老的直接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什么是“求是”精神?“竺先生经常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来加以概括和阐述,要求我们追求真理,必须锲而不舍,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峰。”

        可以说,“求是”贯穿着竺可桢一生的治学和做人。有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他对科学史有兴趣也很有研究,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成就他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反对任意吹捧或拔高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中,他指出:“《星辰考源》的作者荷兰人薛莱格误解了中国的经典,把中国天文学史推到16000年前,以为西方天文知识多源于中国,这未免过于夸张。” 

        在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浙大前任校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教育,招致广大师生的激烈反抗,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竺可桢接掌之后,尽力按哈佛办学模式塑造新浙大,着力革除弊政,聘选优秀教授,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 

        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的大学进入颠沛流离的状态,而浙大是搬迁各校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所。每到一地,即能迅速开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随即开放,保证了教学与科研的进行。浙江大学这所原来普通的地方性大学,就在艰难困厄中崛起,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 

        “他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

        不只是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竺可桢终生躬行各地、勤于探索、奋笔不辍,留下了逾千万字的宝贵著述,给人以诸多方面的启迪。 

        座谈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张玉台称赞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是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先觉先行者。他十分关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的关系,并且在地理学、气象学、自然资源考察、科学史、科学普及、科研管理和大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认为,竺可桢先生不仅在科学上有着杰出的贡献,他还有很宽的眼界,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时刻关注科学与人类,关注科学与整个自然,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 

        难能可贵的是,竺可桢一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他一直认为科学普及事业是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好科普宣传工作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分内的事,科学工作者获得成果时,就有责任向人民作报告。”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率先建议,加上“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一条,受到各方重视,并被采纳。 

        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动员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高级研究人员带头做科普讲演,写科普文章,号召他们“做一个光荣的科学宣传员”。他还提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一个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成绩,应该计入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内。 

        竺可桢不仅在科学界、教育界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在科普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自1916—197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撰写科普讲稿、书籍约160余篇,内容除地学、气象学、物候学外,还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等许多学科。他的科普作品,也像他的治学态度一样,立论严谨、论证周详,遣词用句质朴、准确,通俗易懂而又引人入胜。他早年撰写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空中航行之历史》、《彗星》等优秀科普文章,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今日看来仍不失为科普方面的上乘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在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对科普工作倾入极大的热情,除积极进行科普创作之外,还为广播电台作科普讲演,对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的创建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他的《向沙漠进军》一文,由于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有高度的科学性,也富有高度的艺术性,因而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他晚年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是他坚持求是精神、立足祖国乡土,以科学方法、独创精神,倾注毕生心力的科普杰作,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参与过程是个受教育、被感动的过程”

        在竺可桢离去的30年来,科学界、教育界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他的怀念,而有关出版《竺可桢文集》,以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涛介绍,竺可桢一生著述极丰。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学术论文、科普作品等作品达310万字以上。日记虽有散失,但保留下来的总量仍然有近1000万字。1978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只收70万字,1984年摘选的《竺可桢日记》也只是总量的三分之一。 

        2000年3月,为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十多位两院院士倡议增订出版《竺可桢文集》,进而提出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经过3年多的编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竺可桢全集》1—4卷。 

        “参与过程也是个受教育、被感动的过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在座谈会上这样说。 

        “竺老的文集真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沉浸其中我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常常处在一种激奋的情绪之中。”《全集》主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樊洪业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说,他本人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从竺老的日记里找到难得的线索和内容,收获颇丰。 

        与会者还提到,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先生,曾多年任钱三强的秘书,在撰写《钱三强传》的过程中读了竺老的日记,他吃惊地发现,竺老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参观钱三强、何泽慧在法国的实验室时已发现“四分裂”的准确时间,竟比钱三强本人记忆这一重要发现的时间提早好几天。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军事秘书雷应夫访问竺老,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征询意见,竺老在日记上以保密的方式记下了来访一事。多年后,当国防科研部门梳理这段历史时,竺老的日记为他们认定这段史实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介绍,《竺可桢全集》拟出版20卷,总字数1300万字。其余各卷将陆续出版,其中有大量的篇幅将刊印竺可桢从1936年到1974年间坚持写下的近千万字日记。这些日记既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和竺可桢科学、教育思想的宝贵史料,也是近50年间中国现代科学史、教育史、社会文化史的珍贵史料。 

        据悉,《竺可桢全集》1—4卷共310万字,收录了竺可桢从1916年到1973年间发表的701篇文稿。其中,第4卷收录了他晚年集毕生之力的科普名篇《物候学》和经典之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全集》既包含竺可桢的学术论著科普名篇,亦集纳了他与周恩来、赵元任、郭沫苦、胡适等名流的通信,还收有《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等反映老一辈科学家心路历程的文字。《全集》各卷所附珍贵历史照片,有许多是首次公开发表。 

摘自《科技日报经济特刊》
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