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不确定性的花园——读《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

相关图书: 

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ISBN: 
7-5428-3796-6/N.664
出版日期: 
2005-09
开本: 
16开
页码: 
230
定价(元): 
22.00
作者: 
[美]亨利·N·波拉克
译者: 
李萍萍
  

      在本书中,作者以气象、地质、生物、金融、政治等多方面的案例,讲述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世界的不确定性,力图让读者用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方式,来理解和适应科学中的不确定性。

书评作者: 
刘华杰
发布媒体: 
科学时报

        如果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谁或者什么能够给我们以确定性?

        一个声音高叫着:“科学能够。”只要我们相信世上存在着规律,科学,永远止境的以发现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就会给我们展示确定性。难道不如此吗?除了科学,世上还有什么更值得我们依赖,更能够给我们带来确定性的感觉呢?依赖科学,我们可以提前数百万年精确预测行星的运动;在量子电动力学中我们可以做到理论值与实验值只在小数点后第9位或第10位才出现差别(如狄拉克数的理论值为1.00115965246,实验值为1.00115965221),用费曼的比喻,这种精度是相当惊人的,相当于当我们测量洛杉矶到纽约的距离时,精确到了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距离。(见《QED:光和物质的奇异理论》)

        但是,科学并不总是给出确定性。准确说,科学中到处是不确定性,科学的结论通常也是不确定的。诚实的科学家自己本来最清楚这一点。但是,科学家多少由于职业的缘故,相当程度上隐瞒了到处可见的不确定性,有意或者无意向公众、向传媒、向政府片面地传达了科学完全确定性的虚假信息。传统科普工作者则几乎全篇一律地强调科学的确定性,甚至以此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隐藏科学的不确定性,据说动机是捍卫科学的公众形象,不给反科学以任何机会可乘。

        其实这也许是最糟糕的策略,长远看这种有目的行动一定会导致“非预期的后果”(默顿的用语)。

        我一直等待着科学界的某个科学家在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当代诸多技术的风险性。

        波拉克(H.N.Pollack)的《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9月)就是我想找的这种图书。作者是一位地质学家,而本文作者本科也是学地质的,我不夸张地说,作为读者的我与作者波拉克有颇多共鸣之处。外部世界到底是不是确定的,我们暂时不讨论(讨论这一点涉及复杂的哲学),但我们清楚,科学肯定是不确定的。

        波拉克说:“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非但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且是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科学是靠不确定性繁荣的。”(6页)

        同样,传播科学的不确定性、技术的风险性,会大范围导致人们怀疑科学技术,从而导致反科学、反文明吗?不会。科学总会是人们可以部分依赖的东西,只是不能全靠它。

        我个人认为,波拉克的观点并不离奇,他讲的不过是常识感觉:“不确定性总是伴随我们,它决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除”,“因为不确定性永远不会消失,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总是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预测长期的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很少能做出与现实非常接近的预言”。

        任凭科学如何发达,自然科学总体上并未否定上述常识感觉,如果不撒谎的话。

        当然,波拉克并不是泛泛地在宏观层面讲述科学的不确定性,而是带领读者穿越不确定的科学花园,让大家细致地领略科学的有趣性、丰富性、复杂性,当然还有不确定性,他让人们感受了不确定性的魅力、张力。

        “不确定性花园”真是个奇妙的比喻,有道金斯(R.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科林斯(H.Collins)的“勾勒姆”的功效。逛花园,我决不希望看到一切都是原来能够想象得到的,当然也决不会是完全预测不到的。科学研究无疑追求确定性,但科学的过程和科学的结果,一定是介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

        这部书共12章,大部分内容是结合波拉克的本行地学、气象学进行论述的,讨论的问题极为广泛(比如用了相当篇幅谈科学教育问题、科学传播问题),但核心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哪些环节、哪些过程会出现不确定性,科学家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我特别注意到,他并未使用数理科学界近几十年来讨论十分热烈的非线性科学、浑沌理论等成果。他不会不知道,或许他觉得用不着,不必舍近求远。非线性科学的教益(如世界是开放的,由确定性方程可以导致貌似随机的结果)对于数理学家犹如当头一捧,而对于博物学家那些教益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想,为什么是一个地质学家而不是什么粒子物理学家,会写出这样的一部好书?

        而这又令我想起19世纪末关于地球年龄的著名争论,一派是博物科学传统的地质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一派是数理科学传统的物理学家(以开尔文为代表)。起初开尔文振振有词,通过严格的数理推导和计算(他考虑了作为炽热球体的太阳的冷却速度),有力驳斥了博物学家直观的、常识性的、肤浅的信念:地球的历史一定相当相当长。当然,后来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了,出错的不是博物学家,而是开尔文本人,他的推理只是表现上严格,在他那个时代他与所有人一样都不知道核能,因而在计算中漏掉了最重要的方面。这是近现代科学史中,博物科学战胜数理科学少见的惊人实例(其实,细找的话会有不少,只是许多并不被普遍认可)。

        波拉克作为一名当代地质学家(仍然属于博物传统),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比数理科学家更实际一些,感觉更好一些呢?毕竟,博物传统的科学家时常与复杂系统打交道,更体会世界的多样性、不确定性,更晓得人类构造的“模型”毕竟是模型,人算不如天算。理解这一点,得到这一结论,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可是世上有太多的学问家,特别沉迷于理想化的模型的学者,确实忘记了这一常识性判断。这一忘却,一方面拔高了科学,一方面扭曲了科学的面目,最终也传达了虚假的关于科学的信息。

        书中多次提到烟草行业、化石燃料工业、杀早剂化学工业等有着特殊利益的群体,如何巧妙利用科学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混淆是非,从而在公共决策中达到有利于自己发财的最终目标。我们国家的水电行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广大公众和政府决策者应当进一步认清他们的在诸多大型水电工程上的利益相关性。所谓怒江建大坝毫无问题,即使有问题也可以科学地全部加以解决等等论调,都是值得怀疑的。记住,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目前“半仙”预测不了,科学家也预测不了。当争论无法解决时,悬置一段时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上项目?2005年的圆明园事件也充分展示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也许相互冲突的同样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当讨论的事情涉及环境、政治、遗产这类远远超出传统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

        决策要依据科学,但决策这类事情毕竟属于民主(或者独断、独裁)的范畴。

                                                        摘自《科学时报》05年11月24日B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