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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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ISBN: 
7-5428-4151-3/N.697
出版日期: 
2006-07
开本: 
16开
页码: 
374
定价(元): 
36.00
作者: 
[美]约翰·C·伯纳姆
译者: 
钮卫星
  

书评作者: 
钮卫星
发布媒体: 
文汇报

        “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

        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以理性的力量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迷信和愚昧的阻碍,建立了一个个向未知领域深处挺进的堡垒。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伯纳姆并不是在故作危言。在书中他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众多当代研究成果,展开了详尽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上述结论获得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印象。

        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了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失败、迷信胜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剥离了具体知识背景,采用新闻、广告宣传模式支离破碎地介绍科学的产品或成果,往往同时还伴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二是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阵地,把科学普及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初等教育人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同样存在。

        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可想而知,在学术界和科研管理者把做科普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习惯思维没有改变之前,中国科学家很难积极参与到科学普及中去。

        以上是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获得的一点启示,并对中国科学普及现状进行的一点反思。伯纳姆著作描述的科普历史确实不容乐观,但它是一剂清醒剂,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