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ISBN: 
7-5428-4151-3/N.697
出版日期: 
2006-07
开本: 
16开
页码: 
374
定价(元): 
36.00
作者: 
[美]约翰·C·伯纳姆
译者: 
钮卫星
  

目录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译者序  科学与迷信:老对手面临新问题
中文版序
致谢
导言

第1章 迷信和科学普及

9    1.1   现代迷信
11  1.2   实用迷信
12  1.3   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
13  1.4   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
16  1.5   怀疑论者
19  1.6   权威
21  1.7   作为异类的迷信
24  1.8   科学的宗教
28  1.9   科学的宗教的进程
32  1.10   科学方法
35  1.11   科学人
37  1.12   科学普及和盲信
40  1.13   美国的科学普及
42  1.14   科学普及的机构
46  1.15   文化迟滞
49  1.16   基本动机的偏爱:娱乐、宗教和健康

第2章 卫生普及 

64  2.1   非自然传统和自然
67  2.2   19世纪早期
71  2.3   19世纪晚期
77  2.4   20世纪早期
84  2.5   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转变
88  2.6   20世纪中叶
90  2.7   20世纪中叶以后
93  2.8   健康和医药
96  2.9   特殊利益团体
98  2.10   大众传媒
104  2.11   有缺陷的卫生宣传者
106  2.12   孤立的卫生知识
109  2.13   卫生普及意义的转变

第3章 心理学普及 

123  3.1   传播阶段的心理学主题
126  3.2   实验心理学的出现
129  3.3   心理学的确立
130  3.4   20世纪初的心理学
131  3.5   设法影响公众
133  3.6   20世纪20年代的关注与论战
136  3.7   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
139  3.8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心理学时代”
143  3.9   20世纪中叶:心理学产品
146  3.10   普及、产品和权力
150  3.11   支离破碎的普及
152  3.12   作为科学旗手的心理学家
155  3.13   使命感的减弱

第4章 在19世纪普及自然科学 

168  4.1   19世纪初的美国科学
170  4.2   书籍和杂志
173  4.3   教育机构
178  4.4   为成人而设的普及机构
184  4.5   大众科学的魅力
188  4.6   敬神的科学
190  4.7   有用的自然主义科学
196  4.8   19世纪晚期与科学人
198  4.9   报纸科学和对大众科学的需求
201  4.10   19世纪晚期的教育机构
205  4.11   普及的程度与强度
209  4.12   标准科学主义
210  4.13   科学的宗教
215  4.14   科学方法

第5章 在20世纪普及自然科学 

229  5.1   定量描绘
236  5.2   20世纪下半叶的大事件
241  5.3   科学教育
243  5.4   20世纪早期的教育重组
247  5.5   教学内容与学生全面发展的冲突
252  5.6   大众传媒等级
254  5.7   杂志中的科学
259  5.8   科学新闻报道
267  5.9   其他普及媒体
269  5.10   业余科学
273  5.11   专业读者的兴起
275  5.12   普及人员的改变
282  5.13   公众关系和公众形象
284  5.14   从复杂整体到科学产品
289  5.15   从科学产品到政府决策
291  5.16   科学态度
295  5.17   作为生活方式的科学之消亡

第6章 科学普及的模式和迷信的胜利 

318  6.1   否定性力量
320  6.2   孤立事实的有害影响
325  6.3   支离破碎的科学普及所产生的后果
327  6.4   新闻报道中的孤立事实和追求轰动效应
331  6.5   新闻惯例
334  6.6   被媒体歪曲
336  6.7   广告
339  6.8   广告的文化功能
343  6.9   “科学人”的退位
347  6.10   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
349  6.11   “科学人”隐退的后果
352  6.12   作为一种建制化支撑的科学普及
355  6.13   让人乐观安心的科学普及
356  6.14   热情和怀疑论的丧失
359  6.15   联盟的背叛

内容提要

      本书研究美国从1830年起的科学普及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曾经作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的科学,在美国消费文化中,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导致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作者以19、20世纪美国的科学普及史为经,以公共卫生、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内的普及活动为纬,向读者展现了一部美国的科学与迷信的“战斗史”。

前言

译者序  科学与迷信:老对手面临新问题

■ 美国的科学普及:迷信战胜了科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C·伯纳姆(John C.Burnham)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曾经作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的科学,在美国消费文化中,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导致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显然认识到该书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而且对中国当今的科学普及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所以决定引进出版。我有幸成为该书的译者,在艰苦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借此机会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先简单介绍一下书的大致内容。作者伯纳姆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当代的研究成果,论证了科学的普及史和社会史与纯科学的历史并不相同;指出在普及教学中,科学反对迷信的战斗,并不像人们时常假设的如同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教学中那样,也是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当所有人假设迷信和神秘主义已经被抛给过去,科学普及者已经转向其他话题时,一种迷信的功能等效物却应运而生——说它与迷信功能等效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迷信扮演了同样的文化角色,是科普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要努力摆脱的非理性主义及其载体;同时,科普工作者不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采取果断的抵制运动,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辨认出迷信的新伪装。
      伯纳姆主要以19、20世纪美国的科学普及史为经,以公共卫生、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内的普及活动为纬,向读者展现了一部美国的科学与迷信的“战斗”史。全书共分六章,导言则是对全书内容的一个指导性概述。第1章“迷信和科学普及”在比较宽广的视角下论述了迷信和科学以及科学普及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从“现代迷信”、“实用迷信”、“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怀疑论者”、“权威”、“科学的宗教”、“科学方法”、“科学人”、“科学普及和盲信”、“美国的科学普及”、“科学普及的机构”、“文化迟滞”等节标题可见其考虑问题的视角和重点。第2章“卫生普及”论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普及活动及普及模式的转变。第3章“心理学普及”论述了美国的心理学普及史和普及模式的转变。第4章“19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和第5章“20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美国近当代自然科学的普及史和普及模式的转变。
      第6章“科学普及的模式和迷信的胜利”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在前述各章内容的基础上综述了科学普及的一般变化模式和迷信最后如何取得了胜利。伯纳姆惊讶地发现,虽然卫生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普及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参与的人员互不相同,所处的阶段在时间对应上也互有参差,但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变化模式。“否定性力量”、“孤立事实的有害影响”、“支离破碎的科学普及所产生的后果”、“新闻报道中的孤立事实和追求轰动效应”、“新闻惯例”、“被媒体歪曲”、“广告”、“广告的文化功能”、“‘科学人’的退位”、“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科学人’隐退的后果”、“作为一种建制化支撑的科学普及”、“让人乐观安心的科学普及”、“热情和怀疑态度的丧失”、“联盟的背叛”等等,从这些节标题中,我们便可以看出科学普及模式改变过程中的各个要素。
      最终,伯纳姆获得了这样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科普模式转变:起初,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传统斗争中,普及层面上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还原论包含一种明确的反谬误程序。这种反谬误程序在19世纪晚期尤其有效,但是到了20世纪就被削弱乃至停顿了。然后,迷信披上了几乎没有人能辨认的新外衣,采用新闻和广告等传媒形式来传播自己。非自然主义和喜爱迷信的媒体开始积极地与传统科普争夺地盘,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并对信息进行支离破碎的切割,而这正是早期科学普及者用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所抨击过的迷信的要素。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带来的蒙昧主义和孤立事实彻底地主宰了媒体世界,神秘思想甚至传统迷信被广泛容忍。到20世纪,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撤出了科普阵地,把它留给了媒体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于是,在美国这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专门从事科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记者,逐渐接管了向外行听众介绍科学的职责。到20世纪中期,科学普及活动中进一步渗透进了商业利益,成为广告宣传的附属品,大大偏离了反对谬误和迷信的传统科普。
      显然,上面几个段落的简单介绍不可能取代伯纳姆用一部专著进行的分析和论证,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需要去阅读全书才能对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 中国的科普现状:迷信似乎从未被击败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思考中国当前的科普现状,并总有一种感觉:中国的科普似乎正在重走美国科普的老路,只不过在美国用了将近两个世纪来完成的科学普及模式的转变,在中国则很拥挤地铺展在几十年里,以致有些阶段不可避免地有交叉和重叠,一些在美国科普史上先后出现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中。
      对于科普中的传统否定性因素或反谬误功能,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一个几乎在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都张贴着的口号中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的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格外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从未被真正破除干净,这也正是上述这个口号仍旧需要被郑重提出的现实意义所在。但是,在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喊喊口号,科普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至今走在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看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一些古代迷信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需要改头换面的原因有时不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容身,而是因为它们对于现代人来说太过复杂而难以被理解和掌握。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8位或11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避免用得起轿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这种个人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老式迷信居然也流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在笔者任职的大学中,某学院乔迁新大楼之际,教授们要挑选各自办公室。某日在教师休息室听该学院几位教师说起学院大楼414房间无人认领,并议论说原本可以人性化地考虑把这种房间号码处理成厕所云云。可见,在中国现阶段,迷信、神秘主义等非理性思潮的泛滥已经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程度了。
      在中国的科学普及语境中,宗教与迷信一度是并列的,但其实两者的差异并不小于科学与迷信的差异。然而,宗教在中国科学普及中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相对较弱。虽然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先后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取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但这种信仰基本上是迷信层面上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广泛的民众基础。在美国和欧洲,在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的普及提供了一个框架或一种模式。伯纳姆把这叫做“科学的宗教”(religion of science)——与现代神学里的“科学的宗教”(scientific religion)一词的含义显然不同。
      按照伯纳姆的说法,“科学的宗教”由一组不正式的信仰组成,这些信仰让追随者们内心充满福音般的热忱。“科学的宗教”的信徒们要与之战斗的罪恶力量是迷信、愚昧和不宽容。他们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沐浴在真理之下,也就是说通过普及科学来实现启蒙。在美国这样强烈的宗教教化背景下,“科学的宗教”这种说法显然就不仅仅是一种比喻,而是对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风格和方式的一种传承,区别仅仅是布道的内容。
      在中国,基督教从来没能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文化力量,所以在中国的科普史上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一种有影响力的“科学的宗教”,这一方面消解了科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和对迷信的抑制——宗教在理论上是目标明确地反对迷信的。
      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普及中还出现过一股叫做“科学人”(men of science)的重要力量,他们是那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泛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反对迷信的战斗中,“科学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使得教育与宗教分离这一成果,在总体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但是到了20世纪,一方面出现了专职从事科普的人员,另一方面进行科普活动的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新闻业内发生的变化,使得科学普及转换到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科学家几乎不再进行科学普及,“科学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一股有影响力的“科学人”力量,甚至要举出单个这样的“科学人”也有点困难——即使有,也屈指可数。虽然现在也有人在媒体上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并没有改观。可想而知,在学术界把从事科普看作“不务正业”的习惯思维没有改变之前,尤其是导致美国“科学人”消亡的某些因素——如媒体、广告的作用等——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也已悄然形成之后,中国的“科学人”恐怕很难再脱颖而出了。
      到20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的科学普及可以说是进入了“没落”时代,“科学人”已经“退位”,新闻媒体成了主要的科学传播机构,新闻记者和科学记者成了主要的科学普及者。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当时极少数坚守科学普及阵地的科学家,他抱怨说,因为科学很明显地“日益失去与非科学家人员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几乎被认为是一群巫师了”。他认为应该用传统的科学普及方法来去除一些科学的神秘性,同时帮助人们去品尝一下科学的味道。去除科学的神秘性当然意味着要为科学的事实和发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可理解的知识背景。然而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商家利用媒体进行的广告宣传,其目的也只是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
      在这点上,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广告商模仿起美国的做法来毫无困难并且惟妙惟肖。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媒体报道中对科学的歪曲问题,在现阶段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并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显然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去改变现状,缺乏科学常识的新闻报道还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打着科学的招牌进行推销的保健品和药品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从它们的成功经营来看,公众是接受这样的推销的——这正好说明了公众缺乏科学常识,因而没有能力辨别其中的虚假成分。
      用对科学产品和成果的强调来代替对相关知识的普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喜欢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进行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身上。如果说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被赋予的价值,则纯粹是人为的,并且是毫无科学意义的。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现代巫术——按照伯纳姆的说法,脱离了知识背景的技术离巫术本来就不远。
      对照美国的科学普及史,中国在科学普及的机构建设方面,也相对薄弱。在19世纪中叶前后,美国兴起的各种学术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这种演讲往往是系列的,既有固定会堂式的也有巡回式的,演讲者们通过热诚的宣传或布道,把科学知识传播出去。同时,美国出现了许多种重要的科学普及杂志,如《大众科学月刊》、《科学美国人》等,出现了专门的“科学通讯社”(Science Service),美国科学促进会也大力地投入到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中去。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普及基本上是个人色彩的、非建制化的,虽然最近对科普甚至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但无论是普及者和被普及者,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仍旧很有限。最近《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因为发行量达不到美国方面的要求而停刊,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就这样,在中国的科学普及现状中,多种作用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破除迷信的口号尽管被到处张贴,传统迷信仍旧顽强地生存着;科学普及有科普法保证,风水师的培训却在走向职业化;有识之士认识到前沿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但科学家们对此反应冷淡;媒体愿意把一些科学产品和成果作为好新闻卖,但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把相关的科学知识背景交待明白。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美国两个世纪的科学普及也导致了相同的结果:人们最终采取迷信的方式来接受科学的产品和成果——这正是伯纳姆所说的“迷信战胜科学”的真正含义所在。

■ 科学:究竟能不能真正被普及?

      在了解了美国的科学普及史和思考了中国的科普现状之后,一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尖锐了:科学到底能不能真正地在公众层面上得到普及和传播呢?在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平时的阅读中,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诚然,科学本身因积累而体现出一种向前的进步,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Sarton)甚至认为这是唯一体现出进步性的人类活动。但是,如果去考察一个专门的科学概念,就会发现它往往是越来越远离公众了。譬如说宇宙学概念,唯一显得“平易近人”的宇宙学说恐怕就是把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的中世纪“水晶球”宇宙模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艰涩难懂,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更不是。所以,就像前面述及的,科学的普及史并不像科学本身那样有一部清晰的进步史。
      按照伯纳姆的观点,在普及层面上,科学败给了迷信。伯纳姆在论述中指出科学败给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人”退出了科普阵地。而“科学人”之所以撤退了,一方面是因为各科学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快,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需要疲于奔命地赶上本行业的发展,无暇顾及科学的普及,同时专业的分化也让科学家很难像老式的“科学人”那样在一种全面、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关照整个科学。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一位“科学人”讽刺性地建议为1955年的年轻科学家开出这样的新型毕业文凭:
                             霍普金斯大学
                                兹证明
                            某约翰·温特沃斯
                             除生物化学之外
                           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
      请不必在意他可能在任何其他科目上发表的任何看法,尤其当他与其他类似的人联合起来企图从某种这样那样的困境中拯救世界时,千万不要当真。
      然而,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因而获得博士学位。他很可能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公民。请务必友好待之。

      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学校培养出来的和社会需求的正是这样的技术员而非科学家。
      “科学人”退出科普阵地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科学本身变得越来越艰深晦涩,比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科学知识,已经很难在公众层面上加以普及。尽管不排除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出于很稀有的兴趣爱好,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力去阅读艰深的科学内容,但大部分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越来越把阅读和观看科学作品当作一种娱乐,他们很不情愿去折磨自己的脑细胞来费劲地理解科学背景知识,而只愿欣赏和享受科学的产品。就如伯纳姆指出的:“科普工作者面临的那些经久难题之一,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动员好奇心的力量,来克服为了理解事物所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痛苦。”研究消费文化的历史学家指出,消费文化的社会是自我放纵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大众科学的知识性的一面得不到繁荣。大多数科普听众选择一种放任的方式面对这个社会,欣然屈服于一种新的迷信。
      愈演愈烈的科学知识的专业分化,给仍旧想致力于科学普及的人们带来困难。即使某位科学家有能力同时透彻掌握多门学科的知识,暂且不论接受普及的大众有没有能力去领会,就是有没有必要去领会这些知识也是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普及者提出“科学方法”的概念,他们认为科学的精髓正在于它的方法;他们相信,在对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探求中,有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存在着。于是科普的重点从普及各种专门知识转向了普及科学方法,从而可以避开令人讨厌的数学推导和烦琐的知识细节。
      然而当科学普及者大谈科学方法时,一些在前沿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譬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物理学家温伯格(Steven Weiberg)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他说:“许多科学家很少有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概念,这就好像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想得过多,往往可能会摔跟头。”那么普及者普及的科学方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似乎就值得怀疑了。
      单纯强调方法,跟媒体单纯强调科学的产品和孤立的事实,像是单摆的两端,它们一个抽去了具体的科学内容,一个剥离了具体的知识背景,结果都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普及。这样的普及很容易流于形式,变成喊口号。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只是一件外衣,迷信很容易就穿上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纳姆在书中揭示的情况表明,迷信战胜科学靠的不是具体的迷信内容而是一种“迷信方法”——诉诸权威、非理性的“新闻—广告”模式等。
      因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对“科学到底能不能真正被普及”这个问题,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在当前“人人都有权利”的主张掩护下,有人甚至主张“人有愚昧的权利”——当然提出这样主张的人自己是不愚昧的,那样人们自然无须去了解科学。在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语境中,科学被看作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在这种相对的和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促使科学家去从事艰难探索的热情和决心,在道德上或任何其他方面,并不比对足球的迷恋、对“超女”的追捧或某种其他独特、古怪的心理活动显得优越多少。于是在农历正月初五赶在所有人前面大放鞭炮迎财神到家、祈求今年财运亨通的做法自然就是无可厚非的了,甚至还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诉求。你用科学的办法企图创造美好明天——而且有些事例表明这“明天”还不一定美好;他用祈求神灵的做法来祈求美好明天,谁也别说谁更高明。在这样一片“迷信的丛林”中,科学的生存状态是很严峻的,科学能不能被普及甚至需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个问题。
      但是,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另一方面,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这件事做起来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是最起码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书的翻译问题。从本书的著述风格来看,伯纳姆无愧于研究教授的称号。全书论述严密,旁征博引,言必有据;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共600条注释,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出处和有关问题的说明。同时,注释中提供的文献信息和作者对这些文献的征引方式等,对我们很多在校研究生甚至很多学者在如何做好学问方面都会有启发。
      然而,作者这种基于宽广知识背景的旁征博引对译者的知识结构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作者伯纳姆的研究方向显然为医学史和心理学史,而译者主要从事一般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少不得要遇到一些疑难情况,虽说竭尽全力加以解决,但不敢称已经尽善。学术性的英语要翻译成通顺的中文,又要不丢失原文从语序、语气中传达出来的信息,确实不易。译者一般情况下只好以“信”为先,“达”次之,“雅”则行有余力而为之。另外,在翻译中遇到一些自以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人物、术语等,都加了译注。希望这些译注对读者理解原文有些帮助。
      总之,译事维艰,百密难免一疏,在译文中必定还有不少错误,敬请读者中的有识君子批评指正。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对我自己而言,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仅这一点,也就能平衡掉那无数个日夜里在“何日才能译到头”的盼望中饱受的心理煎熬了。
      最后,这部书的译稿得以完成,还要感谢我的不少朋友、同事和学生,其中孔庆典、吴燕、穆蕴秋和李辉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先生对我的信任,能把这样一本书交付我翻译。也要感谢该社侯慧菊女士和王世平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事务及书稿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

 

                                        钮卫星
                                       2005年12月12日
                                        于上海梅陇

中文版序

      本书描绘了美国的那些杰出科学家如何与其他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的历史。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范本,所以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一种民族文化。而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科学观念和科学研究一道为现代化进程增添了动力。
      最初研究科学普及的历史学家关注普及者在力求解释、简化和翻译抽象及专门的理论——科学家用来解释自然如何工作的方式——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近历史学家在这个主题下增添了另外的考虑因素:人们对科学普及的反应如何?当人们听到了各门科学中令人振奋的观点后,他们了解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人们忽视了什么?哪些人会忽视这些东西,人们又为什么忽视这些东西?
      本书致力于强调大多数人不会谈及的一部分科学家的长久使命。科学一直起到了反对和纠正人们的迷信的作用。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大众传媒——伴随工业化而兴起——充塞其中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忘记迷信会采取新的强有力的形态。我在书中提出这样的主张:在一个高度专门化的社会中,迷信的威胁仍旧顽固存在。
      自从本书最初出版以来,迷信的力量以它的新形态继续在美国增长着它的权威。民意调查显示数量惊人的成年人怀疑科学解释和科学权威。他们了解的科学只是孤立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不是需要不断证实、再证实的过程。人民大众越来越生活在虚幻的、支离破碎的电视和广告世界中,或者支离破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互联网世界中。他们学会了把科学“信息”碾成“事实”碎片,从认识自然的相关背景中剥离出来。
      先不论美国正在发生着什么,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关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将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关注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历史将会或可能将会与发生在北美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本书的论述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承载着中华文明伟大知性传统的科学家中的哪一部分人会致力于启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
      我的论述表明,我也相信,在美国曾经有崇高的“科学人”(men and women of science)与迷信努力作战。他们尽量把科学的非物质利益和科学思维带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 “科学人”除了有助于以及激发一个技术—工业社会产生物质利益之外,他们更与某些狭义的迷信思想和广义的非理性信仰战斗。然后,他们的继任者撤退到了高度分化的专业领域里,科学思维开始败给新闻业、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
      我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文化中的状况的论述,向全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有悠久的尊重知识成果的传统,中国如今有许多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正工作在各个科学领域。我希望他们和其他思想家、实干家都能从我写下的历史中有所借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将使得这段历史有可能被那些对中国的未来极具重要性的人作深入思考,对此我感到很荣幸。
                                       约翰·C·伯纳姆
                                       2006年6月6日

作者简介

      约翰·C·伯纳姆,1958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和医学遗传中心的Scholar in Residence,同时为澳大利亚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并荣获鲍登学院的托尔曼访问教授。专长研究美国医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精神病学史。曾任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并应邀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广作演讲。已出版了12本著作,包括《心理分析和美国医学:1894—1918年的医学、科学和文化》、《杰里弗:美国的心理分析师和医生及其与西蒙·弗洛伊德和C·G·荣格的通信》、《恶习:美国历史上的酗酒、抽烟、吸毒、赌博、性错和咒骂》和《什么是医学史?》等,并在历史学、医学和科学方面的主要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精彩片段

      最近我乘飞机出门旅行,乘务长在通常的公告间隙提供了国内航班所可能提供的各种逗乐花样。事实上,这位乘务长的表演让他看起来是想把自己操练成一名喜剧明星。旅程的最后,我们正巧碰到一次异常紧张和颠簸的着陆,飞机停稳之后,我们的“万事通”在公共播音系统中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科学再次战胜了黑暗和迷信的力量,我们已经安全地抵达了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
      这一不失时宜的幽默招来一阵善意的恰如其分的笑声,这说明乘坐飞机的人们很熟悉这种千篇一律的科学战胜迷信的现代道德剧。这笑声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乘客们对科学的最终胜利可能一度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确定。但是,一如惯常的和流行的老生常谈,最后总是一个大团圆,其中自然包括了科学的胜利。
      那个常见的故事就是本书的主题。然而我的发现却不支持这一老生常谈。
      科学观念的演变可能的确是向前进步的。但是科学的普及史和社会史常常与纯科学的历史不同。接下来的报告将考察不同于科学观念史和科学建制史的科学普及史和公共卫生普及史中的一些导致某种认知差异的事件。为了对问题进行彻底的考察,我不仅使用了大量以往的材料,也尽量网罗了不同学者的著作中对同一主题的某些方面进行阐释时所获得的发现。
      人们时常假设就如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教学中一样,在普及启蒙中科学反对迷信的战斗也是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而取得了胜利——至少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已经获胜。但是记录显示,科学普及和公共卫生普及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最终减弱和破坏了科学和科学家这两者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在本书中将表达如下观点:当所有人假设迷信和神秘主义已经被抛给过去,科学普及者已经转向其他话题时,两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一种迷信的功能等效物出现了。说它是迷信的功能等效物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迷信扮演了同样的文化角色,它能被确认为迷信是因为它正是科普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要努力摆脱的东西:迷信思想和迷信观念的实践者,也即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载体。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普工作者不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采取不断的抵制运动,因为最终他们不再能够辨认出迷信的新伪装。其后果就是科学普及的文化力量不仅被改变了而且被决定性地贬低了。
      19世纪早期,当科学普及刚刚展开时,许多美国人努力传播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这些学科领域被概念化为:自然哲学、自然史、道德哲学和卫生学。到19世纪晚期,自然主义——把一切事物解释成自然的产物——是科学普及中胜利的主旋律,尤其表现在反对我所提到的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十分明确的运动中。当时的人们既明白科学的肯定性表现,也明白流行的自然主义作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否定性的和反迷信的各种表现。
      在20世纪,某种严格的制度上的转变弱化并最终导致了那些曾经加强和指导美国科学和公共卫生普及的传统因素变得无效。当科普工作者把研究成果从自然主义科学的过程和精神中分离出来,并减弱了那些材料的意义时,一种严峻的转变就出现了。
      迷信的胜利还以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布道者从科普领域内撤离为标志,而取代他们的是深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人士,或实际上他们就是新闻、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的从业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科普王国中的科学从一种关于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统一观点,转变为一堆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事实”。
      这就是对科学普及史的主要特征进行概览时所清晰显现出来的历史发展主流。
      为了阐释转变的模式,我将致力于科学的三个领域:公共卫生,它隐含了许多医药科学,包括卫生学(在广泛的、老式的意义上而言);心理学,它不仅具有卫生学和医药学的特征,也具有自然科学(以及行为—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它站在科学的正义与真理一边;主流的自然科学。这三个领域里的事件不能总是很好地对应,或者至少在时间上有细微差异,但三者确实收敛于关键的一点。事实上,正是我对这种收敛的发现导致了本书的诞生。模式在公共卫生和心理学领域显露得更为极端,但相应地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们所处的复杂和传统的背景,因而显得更加精细。
      这些材料揭示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公共卫生普及模式的转变,尤其还有我已经提及的科普在传统上的反对派角色,也就是向错误开战(20世纪30年代一份报纸的公共卫生专栏事实上就叫做“真相揭露者”)。科学观念和科学建制的历史仅仅以次要的从属的角色进入我的故事,甚至科学思想的普及史也只是附带提及;其他学者已经或者将会奉献比本书更为详尽的科学普及的历史。但是所有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的脑子里都有一种特殊现象。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普及的观念都被解释得相当简单,基于现代技术水平之上的一种哲学上的一致性没有得以关联。所以我尽量用科普工作者自己的语言,并根据他们的语境——美国文化,来公正地对待他们。
      读者会发现本书的主题很熟悉。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那些被普及的“有趣的”科学与那些令人惊异的、长久以来让人忍不住惊叹的科学是不同的。有趣的科学适合一种普通的世界观,并且拓展人们的思想。令人惊叹的科学激发不相关的热情,但它既不拓展人们的视野,也不用论据充分的观点来驱散人们心中的神秘主义。事实上,它还可能加强这种神秘主义倾向。然而两种科学的普及,不管是有趣的科学还是令人惊叹的科学,结果证明都跟启蒙与迷信之间的战斗密切相关。
      正如接下来的叙述所要揭示的,一种旧有的思想认为我们能够把科学启蒙的传统形式与迷信之间的冲突减弱为一种娱乐式的和不重要的陈词滥调,给这种思想加上某种含义实在是一种错误。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战斗——暂且不管这里所用的措辞,即使是后来两者之间的战斗采取了伪装形式——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决定因素。结合所有主流的证据,尤其是来自几代旁观者和参与者的报告,能帮助我们解释那个常萦绕心头的悖论,那就是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贯穿这些证据的主线是那些导致事件趋向概念化的科普模式,这些问题将在总结性的章节中予以解决。对我的叙述而言如此基本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很依赖于科普的内容,而是依赖于那些科普工作者是什么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采用的方式,以及他们开展工作所依托的组织等。这是一种复杂的叙述,但是我发现无论怎样构建细节,那些模式总能自始至终地显现出来。
      尽管科学和公共卫生的普及始于19世纪,但正如我在第1章中将解释的,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清晰的和可确认的历史。所以我对公共卫生、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普及给出三种独立的叙述,这不仅是为了建立它们之间显著的对应关系,也是为了显示我所关心的这段历史的一致性。在每一个领域,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张力按某种模式逐渐滋生,该模式在实际事件中用于解释关于我的论题的全部的意义和复杂性以及正确性。当然,这些事件也显示了在科普王国中科学的含义,以及迷信的功能从民间信仰转变为消费文化的工具所借助的多层面的方式,这两者是多么具有持久性——尽管它们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
      我的大部分篇幅在描述科普工作者如何尝试去适应变化中的文化环境。正是这些尝试,如我在第2章到第5章中所展示的,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也揭示出知识的传播从来不是中立的。在这个故事中,在这样的做法中,从这些叙述和模式中所得出的结论和解释,说明了迷信是如何胜利的,同时这些结论和解释也构成了一个单元。正如我所提到的,这些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的结论: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传统斗争中,普及层面上的科学的自然主义和还原论包含一种明确的反谬误程序。
      这种反谬误程序在19世纪晚期尤其有效,但是到了20世纪就被削弱乃至停顿了。
      迷信最终能够获胜的原因在于它转变后的形式,几乎没有人能认出它是什么。
      迷信采取的新形式,在新闻和广告或者被叫做媒体的世界中,以一种标准的面目出现。
      非自然主义的和喜爱迷信的媒体世界积极地与被科学普及了的传统世界进行竞争。
      在媒体世界中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因素和对信息的杂乱无章的切割,正是早期科普工作者用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抨击过的迷信的要素。
      煽情主义带来的蒙昧主义和孤立的事实对媒体世界的主宰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神秘的思想甚至传统的迷信被广泛地容忍。
      在20世纪,那些与其说是因为职业还不如说是出于内心的驱动而相信科学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撤出了科普阵地,把它留给了媒体人员和教育工作者。
      在美国这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专门从事科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记者,逐渐接管了向外行听众介绍科学的职责。
      除了明确标明为消费者或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运动,20世纪中期科普工作者对商业利益和宣传的敏感性,表征了一种与传统科普以及反对谬误和迷信权威的巨大偏离。

      19世纪科学观念的倡导者认为他们带给人们的教导既是道德的也是知性的。他们在自然的次序与强调付出、克己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信仰。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对抗因此具有文化冲突的一面。事实上,科普工作者面临的那些经久难题之一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动员好奇心的力量,来克服为了理解事物而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痛苦。正如研究消费文化的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消费文化的世界是自我放纵的,与广告世界有着一目了然的密切关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普及性科学的知性一面得不到繁荣。既然大多数科普的听众选择一种放任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美国人就欣然屈服于一种新的迷信了。但是媒体世界的代言人并不是消极的。就像过去的岁月里迷信的领导者一样,他们一直在试图维护他们的权威,并以此来对抗一种还原论—理性主义科学的普及者的权威和世界观。
      如果说我通过查阅科学普及的历史记录所发现的问题没有使我觉得惊讶,那不够坦率。在本书中我将引导我的读者们去经历我所作出的同样的一系列发现,从公共卫生学和心理学的普及开始,然后进入自然科学的普及,考察普及过程在制度上、人员上和内容上的转变。
      但是在接下来的第1章中,我还将与读者分享我的另一个发现:我的叙述所需要的背景知识还几乎没有作出什么交待。迷信的历史只是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些近期的学术成果,虽然有助于我的部分主题的概念化,但也是混乱的。科学普及也是一个很少被涉猎的领域,而少数对科学普及的时髦分析是散乱的、不系统的。因此,作为本书的开篇,我将首先考察三个困难的概念:科学普及、迷信和至少是初步意义上的科学。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科普本身就呈递了清晰的哲学定义和不相干的概念化,事实上本书很大程度上在尝试展示应用科学——以及科普和迷信——在美国文化中意味着什么。第1章为我的开篇而收集了足够多的历史背景,但是缺乏通常的文献支持。这个背景介绍包含了我的基本发现,即反对迷信的斗争是科学普及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评

      一声强烈又深刻的悲叹……(伯纳姆)这部篇幅恢弘又考证细致、视野宽广又深入聚焦的著作……是为他所发现的当前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这个国家中一直发生着的堕落过程所发出的一声轻蔑的怒吼。
          ——《科学》

      人们时常假设……科学反对迷信的战斗也是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而取得了胜利——至少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已经获胜。但是记录显示,科学普及和公共卫生普及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最终减弱和破坏了科学和科学家这两者的文化影响。
          ——摘自本书导言

资料下载

丛书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