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古斯塔夫·玻恩（Gustav Bor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科学和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个人对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从爱因斯坦同我父母马克斯·玻恩（Max Born）和海蒂·玻恩（Hedi Born）的书信中可见一斑。这些书信也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柏林时期到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时的亲密友谊的生动见证。
        现存的最早一封书信定下了基调，这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写的一张明信片。作为对马克斯写的一篇赞美文章的回应，爱因斯坦写到自己因为得到“我最好的同行之一”的充分理解而感到的愉悦。爱因斯坦对海蒂·玻恩早先的一封信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可能促使他保存了我父母此后写给他的书信。而他们会保存爱因斯坦的书信，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我还记得自我幼年时候起，爱因斯坦就时常到我家聊天。当纳粹在1933年掌权时，父亲在格丁根的大学教授职务被撤除，那时爱因斯坦已在国外，他敦促我父母立即离开德国，从而拯救了我们一家。爱因斯坦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我父亲把家迁到英国。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但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们在对战后德国的态度上发生了冲突，但友谊依旧。我父母在1953年回到德国，以促进德国的民主复兴。父亲荣获1954年诺贝尔奖极大地有助于他们从事这项事业。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德国难民谴责我父母回到德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后最终证明我父母的这个困难的决定是完全正当的。他们教育所有阶层的人们——从邮递员到政府部长——了解科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取得了成功,并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他们的工作给我深刻的印象，我试图在平凡的工作中继承他们的事业，尤其是尽力扩大两所规模巨大、声誉卓著的玻恩国立中学学生的眼界，这两所学校分别位于慕尼黑市内和斯图加特附近。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基本科学信条上的明显分歧也未能削弱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深厚感情。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评述的,他们谦虚而又英明，所以不同的信念并没有使他们低估对方。我父母在德文书《良心的享乐》（The Luxury of A Conscience）中，写了他们与爱因斯坦的相互关系，父亲主要写他们之间的科学讨论，母亲则写与爱因斯坦的私人交往。马克斯的文章结束语是：“我知道作为他的朋友意味着什么。”而海蒂的结束语是：“现在他那生动的声音沉寂了，但那些聆听过他讲话的人将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里的书信和评述由我挚爱的姐姐伊雷妮(Irene)漂亮地从德文译成了英文，这是他们之间友好关系的优美动人的记录。与新一代人共享这一记录显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