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八面风文丛)

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八面风文丛)
ISBN: 
7-5428-3256-5/N.526
出版日期: 
2003-08
开本: 
20开
页码: 
366
定价(元): 
34.00
作者: 
[英]阿瑟·I·米勒
译者: 
方在庆 伍梅红
  

目录

内容提要

      爱因斯坦与毕加索,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名字。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有着无数的崇拜者。然而,他们两人之间在精神和成就上的共通之处,一直以来却很少为人注意。本书是一本关于他们两人的平行传记,其重点集中在20世纪初这一激动人心的年代里他们作为年轻人所取得的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本书揭示出了一条把20世纪两个最具原创性的心灵统一在一起的纽带。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恰逢其时地成熟在历史的那一刻,当时人们初次意识到理解空间和时间的那种经典的、直觉的方式显然不恰当。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爱因斯坦以相对论,毕加索以立体主义——来表征空间和时间,在互不相同的领域中作出了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

前言

作者简介

精彩片段

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这两位激励了好几代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天才典范,是20世纪的偶像。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传奇之一。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人们总是能在任何两个人之间找到一些惊人的巧合现象,这已经成了一种老生常谈。然而在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案例中,他们的个人生活、工作经历和创造性中的相似都是很奇特的,且有文献为据。两人在他们最具创造力的时期——20世纪的头15年——向我们显示的相似性并不止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的共同点。它们也让我们窥见艺术的创造性和科学的创造性的本质,以及艺术和科学中共同前沿领域里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在令人惊叹的20世纪初叶,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实现的,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什么不同。从单个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一个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社会中运转起来。相比起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是如何提出他们的洞见的这一问题,我对他们为什么作出他们的发现更感兴趣。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曾经写道: “当一件艺术品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如何去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倾听艺术家关于自己都谈到些什么。”这一说法对科学家也成立。
      毕加索的传记作者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曾引用过这位艺术家一位最善解人意的情人马尔(Dora Maar)的一个评论。尽管她讲的是毕加索的后立体主义时期,但她的评述最适于他发现立体主义的时期。“有5种因素,”马尔说道,“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风格:他热恋的女人,作为催化剂的诗人或诗人们,他生活的地方,一个提供羡慕和理解(这是他从来都觉得不够的)的朋友圈,以及那只与他为伴、须臾不可离的爱犬。”所有这5种因素在1904年5月都因缘际会地汇合在一起,那时他搬到了拉维尼昂(Ravignan)街13号,一间位于蒙马特尔区、被亲切地称为“洗衣舫”(Bateau Lavoir)的极其简陋的房子里。1907年仲夏他就画出了《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一幅将艺术引入20世纪的杰作。尽管毕加索的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朋友凭自己的本事都取得了一定的名声,并且也十分钦佩毕加索在艺术上的敏锐,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认识到那年7月在他的画室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除了没有狗,爱因斯坦在1905年春天的情形与毕加索非常相似。那时他与米列娃(Mileva)搬到了瑞士伯尔尼老市中心克拉姆街(Kramgasse)49号一间狭窄的没有电梯的3楼公寓里。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最密切的朋友都是像他一样默默无闻的公务员,当然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即将创造出来的东西有哪怕一丁点儿感知。
      艺术史学家通常认为,立体主义的根源来自塞尚(Paul Cézanne)和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这个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科学、数学和技术上的惊人发展如何影响了对“先锋”(avant garde)本身的定义。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科学的根源从来都不完全来自科学本身的内部。那为什么20世纪最有影响的艺术运动的根源应该完全来自艺术内部呢?我们通过把毕加索《亚威农少女》的来源观点扩展到包括科学、数学和技术因素在内,就可以获得对毕加索的不朽奋斗更深刻的洞见。
      因而对比式的传记研究就成为探究20世纪初智力氛围的一种手段,那是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空前出现的天才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将永远成为那些用来定义文明的最高成就的作品。相对论和《亚威农少女》代表了两个人——尽管地理上和文化上相隔较远的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对像潮汐一样席卷欧洲的戏剧性变化的反应。
      在这些巨大转变的震中,是关于再现(representation)和抽象(abstraction)的争论。在艺术中,出现了一个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占据中心舞台的具像法(figuration)和透视(perspective)的反运动,这一点非常强有力地体现在塞尚的后印象主义中。技术上的新发展,比如飞机、无线电报和汽车的出现,改变了每个人的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作为电影制片术先驱,迈布里奇(Eadward Muybridge)和马雷(Etienne-Jules Marey)的多重画面(multiple images)技术,除了在系列画面上描述不同的透视点,还使得在系列画面或一个单一画面上描述随时间的变化成为可能。在科学中,X射线的发现似乎使得内外模糊,不透明的东西变成透明的,二维和三维之间的区别变得迷离了。具有貌似无限能量的放射性,似乎证明了空间充满α射线、β射线、γ射线和X射线,它们到处飞来飞去,打开一切事物。甚至在更为抽象的方面,数学家们思考着新的、外来的几何学,它们能用大于三的维度来描述。人们尤其对四维空间的观念及其对空间中或时间中的运动的含义着迷。
      所有这些都在报纸、杂志上和咖啡厅里被广泛地讨论着,也出现在像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伟大的法国博学之士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那些优美和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哲学著作中。这些发展及其意义,在被称为“毕加索帮”(la bande à Picasso)的密友圈中争论着。这帮人在毕加索的画室中见面,画室的门上挂着一个“诗人聚所”(Ren dezvous des poètes)的牌子。这个小组由诗人和像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这样献身于神秘和先锋文学的幻想家组成。雅里出版了有关非欧几何、第四维度和时间旅行的寓言。巧合的是,在瑞士的伯尔尼,也同样存在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讨论类似的论题,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Olympia Academy)。 尽管不像毕加索帮那样浮夸浪漫,他们以同样贫穷的波西米亚方式经常聚在一起。每一个小组的成员都探讨所有知识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太阳运转:在巴黎,这个太阳是毕加索;在伯尔尼,中心的太阳是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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