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永远与疾病为伍吗?——谈《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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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ISBN: 
978-7-5428-4122-3/R.324
出版日期: 
2007-12
开本: 
16开
页码: 
1050
定价(元): 
260.00
作者: 
[美] 基普尔 KIPLE K.F
译者: 
张大庆
  

        本书探讨了全世界的疾病模式以及不同医学传统与疾病作斗争的各种方法。来自世界各国的160多位医学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为本书撰稿,使得本书成为一部真正 跨学科的医学史和人类疾病史著作。本书的前面四个部分追述了有史以来的疾病概念。

书评作者: 
江晓原 刘兵
发布媒体: 
文汇读书周报

        □ 江晓原 ■ 刘 兵

        □ 本文标题中的问题,其答案必然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我们当然将永远与疾病为伍。所以这回我们要来谈一本有点吓人的书——16开1000余页,总共22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我们在这个专栏中经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替人读书”——这四个字已经有人用来做书名了。所谓“替人读书”,一是为那些可能会阅读此书的人,提供此书的价值、意义、理解的路径等;二是为那些不打算读此书的人,提供有关此书内容梗概及某些有趣之处的信息。

        在本书主编看来,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1860年《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的升级版。在主译者张大庆教授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则是“对疾病整体演化趋势的把握”——而这正是当年《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努力的目标。

        ■ 我以为,这是一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书,而百科全书本来就主要是用来查阅的,而非用来一篇篇通读的(尽管也有例外)。不过,即使只读过一部分,也还是可以有些判断和评论的。在其第VIII篇之前,像关于医学与疾病的概述部分,像“变化中的健康与疾病的概念”等篇,也都相当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性和学术意义。因此,我认为可以将前面这些作为背景和准备知识的部分中体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对后面作为主体的部分(也即各种不同人类疾病专门史的条目部分)分开来看。

        □ 尽管本书主编在中文版序中,一上来就为“在这部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西方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而表示抱歉,但这看起来只是表明这位主编对于纠正这方面的偏见非常重视;或者说,这已经有点像好客的中国主人在用满满一桌佳肴招待客人时,嘴上却说着“没什么菜,凑合吃一点”之类的客气话一样——事实上,本书已经是非常的不欧洲中心论了。

        例如,在第I篇中,中国、伊斯兰、印度的医学已经被置于和西方医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此后的论述作者也保持着这样的态度。他总是区分“东亚疾病观”与“西方的疾病概念”,而在区域性综述疾病的历史时,总共只安排了两篇:即第V篇“亚洲以外的世界人类疾病史”和第VI篇“亚洲人类疾病史”。

        至于本书主编为何还要在中文版序中为本书可能出现的“欧洲中心论”预先致歉,看来是因为担心在本书的第VIII篇中,逐一论述“主要人类疾病的过去与现在”时,那些世界各地的撰稿者,未必都会像他本人那样注意这个问题。这一篇占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本书中最“百科全书”的部分。

        ■ 确实如此。这本书的前七篇恰恰可以当作专著性的作品来读。当然,作者有为“欧洲中心论”而抱歉的做法,也许与在主体中实际条目中的内容部分地有关。毕竟,在那些具体的疾病史条目中,无论是在疾病分类上还是在具体的疾病史内容的叙述上,西方医学的思路还是主流。但前面那些论述,反而正是从理论上试图描绘出一幅多元医学的图景。也许,这正暗示着,研究者们在未来更需要在那种多元医学的立场上,针对不同于西方医学(更确切说应该是当代西方医学)的其他“地方性”医学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就在此书在北京召开的首发式上,曾有医史研究者提出,其实早年传教士在中国已经撰写甚至出版了相当系统的对于中国疾病史的系列研究报告,只不过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广泛传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与长期以来西方医学的强势地位有关。可喜的是,现在这种从理论上的新变化至少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而从人类自身的利益来说,毕竟疾病是人们难以摆脱而且无法忽视的自然现象,因而,这种多元医学研究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 读此书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奇怪感想,那就是:疾病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早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还是人类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建构出来的?

        本书采取了各种想法都反映的做法。我们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实的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也能看到生理学家认为疾病“是一段时期内某人身上的一个独特过程”的观点。激进的本体论观点甚至认为,一次成功的手术“可以把病人与其疾病分开,它将病人送回床榻,而将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纪C·伯纳德则认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这些词都没有客观实在性。”本书作者也明确认识到:“疾病的定义在历史中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疾病最终是由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些人的话语和行为来定义的”。

        考虑到现代医学还远未能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像天文学或物理学那样),所以疾病概念的社会建构成分肯定是相当大的。更别提在医德败坏的情况下,医生和药品公司的利益联盟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了。

        ■ 你最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恐怕很难有惟一的答案。此书作者的说法,我觉得足以在哲学的意义让人理解疾病,但如果一旦想要给出具体的定义,恐怕就没有一个普适的答案了。但似乎可以肯定,疾病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理论体系中认为与健康和正常相对立的某种东西,因而,疾病肯定有相当的社会文化建构成份的。

        现代医学确实还远远未能成为一门精密科学,但是,首先,并非因此疾病才有社会建构的成份,因为那些精密科学也同样有社会建构的成份;其次,虽然有不少人有想让现代医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梦想,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是否一定会这样?在多元科学观中,精密科学也只不过是科学的一种,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各种医学,也还都保持着某种在相当程度上与精密科学有别的形态。我个人倒倾向于认为,在未来也仍会如此。至于医德问题,以及医生和药品公司的利益联盟问题,那倒是超出了疾病的本体论,而另属于伦理和制度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这本《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显然还具有着超出通常的技术性百科全书的某些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功能,它当然不只是给医学史家和医生们看的,遗憾的是,我很难设想,在当下,会有多少医学工作者会有时间、精力以及“闲心”去看看这部他们本该阅读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