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肃然起敬——读《竺可桢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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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全集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周振鹤
发布媒体: 
文汇报

        1955年,中国发行古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四枚,这四位科学家是张衡、祖冲之、一行与李时珍。他们都是逝去已久的古人,今人又何以知道他们的相貌,并据以设计出邮票来呢?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密,是以今人作为模特儿,然后加上古代的衣冠。如果不信,请比照一下祖冲之的画像与竺可桢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二者宛如一人(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学的开山,是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以他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竺先生是浙江上虞人,还在清王朝覆灭之前,就与其他一些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留学生,出国学习自然与人文科学,他与胡适、赵元任就同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解放后,在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中说,他一心想出国留学是因为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我们今天不能不感谢这样一批“向上爬”的俊彦,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现代史上就要失去一批世界有名的大学者与大科学家,学贯中西这样的帽子就只好给第二三流的人物去戴了。这些最早的一批海归,是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者,在学成归国以后,把自己所学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而且还能在某些特定年代里忍辱负重,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做违心——也许在当时是真心——的自我批评。

        作为一个教育家与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作为教育家,浙江大学在他手下成了全国第一流大学,间接地,也使复旦大学受惠良多。解放初院系调整时,复旦从浙大调入了从苏步青到谭其骧这样著名的一大批理科与文科教授,奠定了复旦后来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基础。八十年代有人做过统计,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中,出身浙大与在浙大任过教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科学家,他在气象学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在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地关系研究方面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虽然解放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其他社会职务,还有各种不绝如缕的运动,耗去了其大量的时间,但他依然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

        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虽然丰富,但在数量上决不能算多。因为即使我们不把作家算在内的话,现在的许多年轻学者也有不少人有数百万字的著作(有的人调侃说写的书比读的书还多)。但数量多的也许是兔子,数量少的却可能是狮子。我们看《竺可桢全集》的目录,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但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不但是气象学的一篇重要著作,也是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一座里程碑。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竺先生的观点,你都得以这篇大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历史时期的气候可以说是竺可桢一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如果大体排比一下,就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的旱灾》(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等篇。而最后成就的这一篇总结性论文却反而称之为初步研究,说明他认识到学术研究的无止境,一篇论文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么大的问题的。历史气候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重要的课题,目的就是找出气候变迁的一般规律,以应对未来灾害天气的发生。所以竺先生对这一极有价值的研究,终生锲而不舍。竺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宽,物候观察是气象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他手里也发展成了一门学术性很强的物候学。至于对科学人物的评价,对科学史的研究,对科学刊物的编辑,他也都有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学问与实践密切相结合,对地理环境的保护与对地理资源的开发都贡献了自己的宝贵见识,这一切在《竺可桢全集》里都可以看出来。

        科学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地位不同,作家虽然也有悔其少作的时候,但第一流的文学家却是片言只语也受人尊崇,而且文学的辉煌并不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任何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令人有过时的感觉。但科学论文却是会过时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往往使过去的学术成果成为无人阅读的明日黄花。除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外,一般过时的科学著作必然无人问津。但我们读竺先生的著作却时有新鲜感受,随便翻开《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吧,还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中国的面积……与欧洲面积差不多,所以地大两个字,可以当之无愧,可是物博就不然了。我们要晓得单是地大是无用的,必须要有好的地理环境才行。”接着就用详明的数据指出了中国地理环境的缺点,与历来的地大物博论唱了反调。

        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使非学术论文,他也极其认真对待,例如1957年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纪念大会的开幕词中,他不但很得体地引用了恩格斯将牛顿与林奈相提并论的话,还利用了最新的科学史著作,即1954年才在伦敦出版的贝乐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来加强自己的观点,其时国内还没有此书的译本,说明他一直注意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对于其他学者请他审读的书稿,也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决不敷衍,不溢美。1959年复侯仁之信,对北大地理系所编的《中国地理学简史》前四章提出中肯的意见。他认为郑和航海“诚是历史上的壮举,也是我国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不能称之为地理发现史上的空前壮举。因为在五代、北宋,甚至隋唐的劳动人民,早已足迹达印度洋”。明年就是郑和首次出航的600周年了,国内的庆祝活动自去年已经开始,这当中,如何正确看待郑和的成就,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决不能因为有西洋人说郑和1421年已经发现美洲,就让我们乐得丢掉了科学态度。竺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该书的第五六两章,竺先生坦承没有时间看,也就不提意见,这是何等负责的作风!

        从解放到去世,竺先生在新中国生活了24年时间,一方面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经历各种运动,也不得不写、不得不说那些不想写不想说的话。我们在1957年可以读到他的一篇反右的发言稿《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在两次会议上都同用这一篇,只不过第二次加了一段很轻描淡写的批判文字。在日记中他自己说,此文不过三千字,竟花了两天功夫。要批判就得有话说,但又无话可说,可见当时是如何地搜索枯肠。《竺可桢全集》的编者告诉我们只有这末一段批判语是作者手笔,独占一页,其他是别人抄写的。感谢编者的细心,让我们知道了文字以外的信息。在这篇批判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是说中国有世界上丰富无匹的资源,显然与二十年前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中地大物不博的观点相悖,违心在这种文章中本不可免。而且在日记中,竺先生还说他的发言是完全照着稿子读的,批判会议当时的情景由此语可以想见。

        竺先生不但人格高尚,而且做事执著,数十年的日记能一天不差地坚持下来,甚至在丧妻之痛时,仍不脱漏,这岂是一般没有毅力的人能够做到的?《竺可桢全集》有二十卷,现在不过只出了著作四卷而已。我们等待着在某种意义上比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日记的出版,因为其中记录的不但是竺先生个人的生活,还透视了国家民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各种变迁。我常常奇怪于竺先生他们那一辈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既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还要参加各种学术与非学术活动,还有许多不一定愿意参加的应酬(何炳棣曾问胡适说,您在醒着的时候是不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应酬的,胡适说是的),最后还给后人留下成百上千的信函与几百上千万字的日记。我们的没有时间我们的忙比起他们来怎么那么微不足道呢?

        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以竺可桢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摘自《文汇报电子版》
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