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史料角度看《竺可桢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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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全集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樊洪业
发布媒体: 
中华读书报

        在“大中关村”的范围内,有多家学术书店,笔者常于周末去逛逛,也常是携“捆”而归。近日见到《竺可桢全集》已在几家书店上架,一家置于新书展台,两家归在自然科学部分的科学家文集一类中,以竺可桢归于“科学家”使然。正像“两种文化”论者描述的那样,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在这道鸿沟面前,人文学者面对科学家的著作往往却步不前,虽在情理之中,但也还是有几分遗憾。归在哪里,并无高低之别,只是这种硬性归类的办法,既不很“科学”,也不很“人文”。 

        笔者有幸参与编纂《竺可桢全集》的工作,对于《全集》所收作品的文史价值尚能领悟一二,与朋友交谈中曾经道及于此,有编辑先生招呼命题索文,指以例证说明其人文史料价值。诺诺之后即有临时专栏之设,此文开篇,算是做一综合性的陈述,此后将是一事一议。 

        竺可桢是地理学家,非常强调“人文地理学”,他发表的第一篇地理学著作是《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后来还有人口地理学的专论,很“人文”的。他是气象学家,在他有关的演讲中,常常听到有关“气象与人生”的讨论。毛泽东曾亲自制定过牵动亿万苍生命运的农业“八字宪法”,当竺可桢发表论述我国气候特点与粮食生产之关系的论文后,竟能打动毛泽东愿意改动他的“八字”,打算再追加“光”和“气”二字。气象学大师在经历全民性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把目光投向粮食生产,也很是“人文关怀”的。 

        据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郭沫若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介绍说“竺老对中国历史上各种文献,包括地方志、诗词、日记、游记等的研究很有造诣,可以从这些浩瀚的史料中,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其言不虚,此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用丰富的历史典籍研究自然史和科学史,也由此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学家徐炳昶在读过竺可桢1926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星之年代》一文后,就曾表示:“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 

        《竺可桢全集》总字数约有1300万字,单纯从史料价值上说,可以概括其特点有三: 

        一、历史跨度长。《全集》收有作者的文章始于1916年,收笔之作在他去世前一年,其间每年均有文字留存,从无间断。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他临终前一天止,在后来的日记中经常会提及早年的情况。这样,他的文字就跨越了始于新文化运动、止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五十八年。仅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即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他历年对物候现象的记录,对后来撰写《物候学》就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其用所及者,远非止于科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文革中他为许多人写下了大量的外调证明材料,即取材于自己的日记,于今看来,那劳民伤财的外调真是无奈、无辜、无聊之举,而当时对相当多被审查的人来说,以竺老的“证明”还他们历史的“清白”,又确实是很有用的。 

        二、涉及领域广。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气象、地理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爱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天能出版他的全集有关,是他爱记日记。记亲历亲见亲闻,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 

        三、笔下人物多。竺可桢以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又历任中国科学社、东南大学、气象学会、地理学会、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重要机关和团体之要职,平生之交往,多是风云际会中的人物。他的结发和续弦妻子皆出身名门,姻亲之中多为民国时期的名流,其中有邵元冲、张默君、蒋作宾、陈源、凌叔华等。随着他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还要与各界人物和各种媒体打交道。日记中记述人物也就极为广泛庞杂,从蒋介石、毛泽东的特别召见,到桥头上撞见蒋经国、泳池中幸会陈毅之类的邂逅相遇,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以不同的时空分布荟聚在他的日记中。即便看似不相干的人物,如近年在旧曲新翻的文化热潮中当红的陈寅恪、顾准、钱钟书、黄万里等等,也都横撇竖弯勾地出现在他的笔下,这恐怕是人文学者们所难以料及的了。 

        著述之外,还应提到竺可桢的“撮影”。他自己常备照相机,留下了大量照片,并在照片上多写有说明,标注人物姓名。这些“作品”的史料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目前在《全集》中作为插图置于各卷之前者,只是选用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文字中的“另类”,是书法。竺可桢一生奋笔,留存了大量手迹。顾廷龙先生在为复旦大学所刊的《名人手札选》所写的出版志感中,就说过“科学家如竺可桢、熊庆来等的草书手札,也均为精湛之作”。《全集》封面所用的“竺可桢”三字即是出自他题写“求是精神”时的署名。
 
摘自《中华读书报》
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