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史》看产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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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何祚庥
发布媒体: 
科学时报

        人类早期的治水活动,如鲧的治水是完全失败的,之后的大禹治水,虽然获得了某些成功,但只是局部的成功。甚而直到清康熙年间,靳辅和陈潢的治水,也只是阶段性的成功,并未能完全根除黄河的灾害。严格地讲,直到现代中国,在治水这一自觉的、科学的改造大自然活动,还仅仅是开始。科学的治水是直到近代科学出现以后的事情。所以,人类向自觉的、科学的改造自然界的“上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上升”,又将划分为若干中间环节:“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等“链条”和“网络”,而“工程”却是这一系列“链条”和“网络”中的重要“环节”。工程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影响。同样,工程的发展也将受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 

        近些年来,我们自然辩证法学界曾经研究过科学哲学,进一步又扩展为研究技术哲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伯聪率先倡导和研究了工程哲学,并写了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工程哲学引论》。提出科学、技术、工程的“三元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类不同的社会活动。它们相互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李伯聪认为: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 

        然而,工程活动仍然只是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一个环节,也就是“三元论”应扩展为“四元论”,亦即把其扩充为产业活动是以满足人类需求为核心的改造大自然的活动。 

        产业哲学是研究和探讨各种产业的发生、发展规律的哲学;尤其是研究和探讨先进产业如何淘汰或取代落后产业的哲学。李伯聪提出“我造物故我在”,这发展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哲学命题。然而,“我”所造之“物”,将不仅限于某项重大“工程”,更重要的是成群的或系列的“产业”。正如殷瑞珏所说,工程是“个体”概念,产业是“整体”概念。“工程是基层单位”,而产业是“工程链”、“工程群”,甚而是“工程网络”。所以,我们不仅有工程哲学,还有产业哲学。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清晰地表明:近100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随着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程度的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等非农业部门的大转移。二战后,又发生了劳动力从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生产部门的大转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次产业在战后都发展迅速。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以后,英国、西德、日本、比利时、新西兰等国都相继出现这个现象,并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现在这些国家的第三次产业无论从就业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已超过第一、二次产业的总和。到1975年,美国第三次产业已占就业人口的68.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3%。 

        在第三次产业中,又以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包括市场金融等信息)、通讯、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娱乐等知识形态的服务行业发展得更为迅速,并在国民经济中占越来越多的比重。在当前美国的国民经济中,仅卫生保健一项,就占了约18%的份额。因此一些人又将以知识形态的服务称为知识经济,并认为这将是主导国民经济的第四次产业。 

        居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的份额,也就大体上决定了产业的结构的份额。如在北京海淀区,清末是个水稻产区,盛产优质的“京西水稻”,专供清朝皇家用米。新中国成立后就渐渐取消了这一需求。同样,在发达国家中,其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源于居民的需求或消费的结构沿着一定规律的变化,亦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将由匮乏型消费模式,而温饱型消费模式,而小康型消费模式,又进而为富裕消费模式,还将进一步转化为——限于资源和人口等因素,也许是不值得提倡的——奢侈型或炫耀型的消费模式。 

        研究产业哲学当然要借鉴大量的实际史料。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7大卷的《技术史》的中文译本,这将为研究产业哲学提供有益的史料。 

                                      (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