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中的《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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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

丛书内容提要: 

丛书书评作者: 
顾思齐
发布媒体: 
南方都市报

        这部世界科技史的扛鼎之作,出版数十年仍未遇到竞争对手

        技术是塑造我们文明和生活最重要的元素。当一种技术应时得令,它是最“有用”的事物,日用而不可或缺;而一旦推陈出新,有新技术取而代之,则旧技术即弃如刍狗,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其实最珍宠那些“无用”的事物,而最冷落那些“有用”的事物——文学艺术越古老,我们就越是一唱三叹;而科学技术越古老,就越是无人喝彩了。相对于文学史和艺术史而言,科学史和技术史从来都是最寂寞的。

        《老子》有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刍狗”,即结草为狗,仅供祭祀之用,用后即弃。技术就是文明的刍狗。

        技术是塑造我们文明和生活最重要的元素。当一种技术应时得令,它是最“有用”的事物,日用而不可或缺;而一旦推陈出新,有新技术取而代之,则旧技术即弃如刍狗,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其实最珍宠那些“无用”的事物,而最冷落那些“有用”的事物——文学艺术越古老,我们就越是一唱三叹;而科学技术越古老,就越是无人喝彩了。相对于文学史和艺术史而言,科学史和技术史从来都是最寂寞的。

        因此,无论是题材、篇幅或价格,这套洋洋大观的《技术史》,都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问津。尽管如此,作为出版数十年“迄今未遇到竞争对手”的宏篇巨制,我们可以不阅读它,却不应不知道它。

        在科技领域,这显然是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来汉语学术界最大的翻译工程。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原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中译的《技术史》,精装十六开,共分七大卷:

        第一卷:远古至古代帝国衰落(史前至公元前500年左右)

        第二卷: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约公元前700年至约公元1500年)

        第三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约1500年至约1750年)

        第四卷:工业革命(约1750年至约1850年)

        第五卷:19世纪下半叶(约1850年至约1900年)

        第六卷:20世纪(约1900年至约1950年)上

        第七卷:20世纪(约1900年至约1950年)下

        从古至今,自东徂西,由巨而微,包罗万有,穷究天人,实为空前的综合技术史。在科技领域,这显然是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本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以来汉语学术界最大的翻译工程。这套巨著,也许比任何一部文明史,甚至任何一本著作,都更全面、更具体、更细致地描述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如何一点一滴进化到今天的历程。

        从中可以了解到,我们文明和生活中几乎每一种用品,每一样技能,庞大者如轮船,细小者如鱼钩,高端者如火箭,日常者如木桶,背后无不经历长期的历史磨合及繁琐的经验积累。技术史可能最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敬畏感:每一项发明,无论如何琐屑,都是无数人智力心血的结晶,都是所谓“试错法”——经过无数奇思异想的失败实验——的产物;反过来说,无数人的智力心血,也就仅仅成就点滴的发明和进步,至多在这部《技术史》的正文中留下一串姓名、几句叙事、乃至一个注释。相对于千万年来的文化积淀,任何个人,实在都微不足道,我们“创造”的思想和知识,最终也不过在图书目录中增添几行记录而已。
  
        意识形态的历史也许终结了,但科学技术的历史却远无止境

        技术史,是距离意识形态最远的历史。你可以揭露欧洲文化学术的东方主义,可以责难美国好莱坞的娱乐帝国主义,可以抵制香港大众文化的媒介霸权,但即使是最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反文化殖民主义者,都无法真正抗拒现代技术的降临。如果说,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及流行文化,都引发了非西方世界在文化心理上的反全球化,但在科学技术领域,非西方世界几乎不存在反全球化者(反倒是西方世界中存在着敌视科技的思想暗潮)。一部《技术史》,最无可辩驳地体现出世界史的统一性,体现出全球化的必然前景。

        正因为技术史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它也就是不会终结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也许终结了,但科学技术的历史却远无止境。

        打破科学家不解历史、史学家不懂科技的僵局,也是对“两种文化”分裂局面的弥补

        中译本《技术史》,对于当今中国知识界,至少有以下几重特殊意义:

        一、弥合“两种文化”的对立

        早在六七十年代,英国人斯诺《两种文化》已指出,“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已形成对峙:“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

        西方如此,中国尤甚。一方面,教育界重理轻文,从毛泽东的“要改造大学文科,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到理工科为主流的留学热,无不向应用科技一边倒;另一方面,知识界则重文轻理,人文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延续着文化中心论和思想决定论,重精神而轻技术,重学说而轻制度。如此,科技工作者只关心现在时的技术,人文研究者只关心过去时的思想,遂造成当代中国的文化断裂。

        而技术史的研讨和撰作,必须将科技与历史融于一炉,打破科学家不解历史、史学家不懂科技的僵局,故一部涵盖百科的《技术史》,也是对“两种文化”分裂局面的弥补。在“道术已为天下裂”的现时代,陈寅恪式的文史贯通,已属稀有的学术贵族;而达·芬奇式的艺术大师与科学天才兼于一身,更不可复见于世间。但我们纵不能至,也仍应心向往之,对那个消逝的“百科全书”时代保留一份历史的敬意。

        二、对轻技术的人文本位主义的纠偏

        “两种文化”对立的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重精神轻技术的人文本位主义倾向。这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古希腊的欧多克斯、阿奇塔斯曾借助仪器进行力学实验,柏拉图因此怒责“他们破坏并贬低了几何学的完美性,把几何学从精神和理性层面,降低到物质和感觉层面上来”;无独有偶,《庄子·天地》也有一则反技术的故事:孔子门徒子贡见一丈人抱瓮灌田,用力多而功效寡,遂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不料丈人怒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柏拉图指力学有损于“精神和理性”,抱瓮丈人则称机械有害于“道”,这岂非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可见重理念而轻技术,古今皆然,东西无异。

        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比较近世中西学术有谓:“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似嫌简单化,但他强调中国人以故纸堆为中心的学术谱系,则灼然可信。因此,较之作为近代科学发源地的西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人文本位主义倾向更为严重,也就更急需《技术史》的思想洗礼。

        三、强化历史认知中的技术意识

        以现代技术的进境之深,领域之广,任何个人都不能、也不必一手掌握种种具体的技术原理。对《技术史》的学习,最关键意义在于养成我们思想习惯中的技术意识;尤其在思辨中西历史时,更需要充分认识技术对历史大势的影响。

        一般人或以为,科学技术越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越大。其实应当恰恰相反,文明越是原始,技术的社会影响也越大;离开了技术问题,早期文明史根本无从入手。故《技术史》的第一、第二卷,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尤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近世以降,东西方的技术差距,则对世界史的变迁造成了压倒性的影响。对于近代西方的兴起及中国的失败,华裔黄仁宇、德国人弗兰克的解释,都属于目前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历史观:前者努力将之归结为制度因素(所谓“数目字管理”),后者则努力将之归结为经济因素(所谓“白银资本”),他们同样潜在而致命地漠视了技术因素,故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清王朝那种古典式的技术水平,即使它有“数目字管理”的制度和组织,即使它正赶上经济周期的鼎盛阶段,难道就足以对抗因工业革命而后来居上的西方吗?按照《技术史》第六卷的总结,英国是近代技术革新的摇篮,这是它成为全球工业和军事霸主的关键,“在1750年时,工业国家还并不存在……但是到1815年,英国,也只有英国,就其工业化的程度而言,已经可以当得起‘世界工场’这一称号了。”所以,在随后的1840年,击败中国的正是工业化的“坚船利炮”,而非制度化的“数目字管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失败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西方技术的兴起问题,也即所谓“李约瑟难题”。

        四、为中国技术史研究提供参照

        《技术史》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技术通史。牛津大学版的《技术史》第一卷,与剑桥大学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两大技术史巨著恰巧都于1954年联翩问世;也因此,《技术史》第一卷未及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丰富论述。其前言说:“对于远亚的技术记录也几乎被完全省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缺少具备关于它的足够知识的作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那一地区的更为古老的文明对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相对很小。”由此可见,在李约瑟之前,世人对中国技术史的认识是何等一穷二白,而李约瑟的贡献又是何等横空出世了。

        至今为止,中国科技史的重心仍在英伦,仍在剑桥,何国人似不以为耻?

        为什么是李约瑟成此伟业?为什么众多语言能力和文献功底更深厚的中国人,反不及一个年近四十才学习汉语的英国佬?可见,中国技术史研究的秘诀,首要还不是汉语文献的功力,而在于现代科学的知识框架。李约瑟原是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有深厚的科技史修养,故一旦深入中国文明的堂奥,就能处处有发明,见国人所未见。在创新和积累方面,相信至今仍没有一部中国人编著的中国技术史,可以企及李约瑟的高度,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学人对世界技术史的理解程度不足。不能全盘洞悉世界(西方)技术史,也就不能深入考掘中国技术史;这套《技术史》,正大有助于中国人把握技术史的全局,为提升中国技术史的研究水准提供了权威参照。

        二十年代末,陈寅恪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以中国史的重心在东瀛为耻。以后中国学界又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之说,则以敦煌学的重心在西洋为耻。但至今为止,中国科技史的重心仍在英伦,仍在剑桥,何国人似不以为耻?

                                      摘自《南方都市报》
                                       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