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曾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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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八面风文丛)

ISBN: 
7-5428-3884-9/N.674
出版日期: 
2006-02
开本: 
20开
页码: 
510
定价(元): 
42.5
作者: 
[英]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英]尼克·贾丁
译者: 
苏贤贵 等
  

书评作者: 
曹静

        日前,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该书由剑桥大学编史学组主编,集纳了22位国际知名学者精心撰写的文字,考证了科学史与书籍史有益的互动关系。
        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书籍一直是人类文明的路标,是科学、艺术成长的航海图。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中,有调查显示,5年来中国国民的阅读率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疏远书籍。在这样的情景下,回顾书籍的历史、书籍的故事,显然会有另一番感受。
    
        抄写员的罪孽和他所抄写的书,被放在天平的两边进行称量
    
        公元10、11世纪,造纸术经过阿拉伯世界引入西班牙和西西里,13世纪在西欧达到商业化生产的水平。在这之前,书页的材料是动物皮。尽管在原则上,任何动物的皮(甚至人皮)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皮纸,但最常用的是山羊皮、绵羊皮和牛皮。在中世纪的中晚期,尤其在英国,养殖家兔以提供毛毡和肉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而兔皮为廉价的书籍提供原料也是可能的。
        将动物皮浸泡在石灰溶液中去除脂肪和绒毛,然后将其挤压、刮洗干净,放在架子上拉直、晾干。晾干之后,用一种非常锋利的半月形工具将其刮到所需厚度。刮皮是一个需要高超技巧的过程,必须精确、用力恰到好处。用力太大会在皮上刮出洞来,用力不均会导致表面粗糙不平。原则上刮皮之后的皮纸就可以使用了,将皮纸修整成页面大小,在边缘穿孔,以便用直尺画出书写用直线,留出空白,供抄写员抄写文本。
        有时候,人们用白垩打磨表面的方法处理皮纸。很可能存在一些皮纸制造商和供货商,他们的业务就是为了需要新的书写材料的个人或者机构提供纸片。从中世纪的重写本证据来看,那时已经存在一个二手羊皮纸的市场,专事把原稿洗刷、擦刮干净。人们假设,重写本来自人们对抄写员原先抄写内容的否定,因为抄写员常常用其他的内容替换原来的文本。不过,他们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利用其他地方提供的“回收”皮纸。
        有了皮纸供应之后,抄写员开始调制自己的墨水,墨水主要取材于栎五倍子,但有时候也用到炭(与醋混合)。制笔用鹅毛或普通的芦苇。抄写员常常肩负道德上的重压。作家在描述这个过程时强调抄写既是一项劳役,也是一件德行。作为修道院规则所要求的日常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被视为一项劳役。但是鉴于其成果,它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德行和创造性工作。
        一幅插图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关于僧侣抄写员斯威彻的。在他临终的卧床上,这位抄写员的罪孽和他所抄写的书被放在天平的两边进行称量。他笔下一个另加的字改变了一切。床前的魔鬼被征服了,斯威彻安然升入天堂。
    
        通过抄写房的字迹,可以绘出知识分子聚集和交流情况的地图
    
        很多场合可能需要进行书写,使用书写材料。因此一位地方官员需要配备一个秘书,其任务是记录该官员主持的地方法院判决,保管财产记录和税单,或代写非正式的商务信件。宗教机构也有一个保存记录的抄写办公室。
        从7世纪以来,我们就有了关于所谓的抄写房的资料。抄写房由工作在一个机构里的一些抄写员组成,他们通常隶属于修道院或者教堂,既抄写他们自己机构所需要的书籍,有时也抄写一些书籍,外销给那些自己没有训练有素的抄写员的机构。同一间抄写房的抄写规则是协调一致的,因而产生了“抄写房风格”手迹这样一种现象。出自某一个抄写房的手迹,在字型、笔迹、风格、格式和抄写习惯上,都与其他抄写房不同。所有抄写员都训练写同样的手迹,这样,该抄写房的产品就很容易识别。人们已经辨别出卢克修尔、贾罗和威尔茅斯那些存在于7世纪后半叶高卢和英格兰地方的抄写房。
        从8世纪起,抄写房在西欧快速增长。所有这些抄写房都使用一种被称为卡洛林草写小字的字体。该字体是以罗马字母体系为基础,在欧洲大陆缓慢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随地域的差异而不同,首先,它取决于字体如何从罗马字母体系中发展出来,以及不同的地区对不同字母形式的选择。在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上通行的字体,虽然都是基于罗马字母体系,却有很大不同。其次,在看起来比较匀称的字体中,也可能保留了一些地区特异性,这通常表现在对某些连体、缩写及字母形式的偏爱上。
        字体的演变过程对文化史和知识史的意义在于,一种字体可能作为辨别作品来源地或确切起源地的标志符。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完全依赖于手稿的字母形式所提供的证据,来绘出关于知识分子聚集和交流情况的地图。
    
        除了一些早期的古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著作也加入了书目
    
        在12、13世纪,随着巴黎、波伦亚、蒙彼利埃、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建立,书籍的制作逐渐成为商业性书商的工作,出现了根据一种租借制度向学生提供课本的专业抄写员。有些书商得到学校的许可,把书籍部分地轮流出租给抄写员(可以是学生自己,也可以是学生雇来做这个活的人)。抄写员开始抄写文本,抄完后将文本还给书商,再借下一部分,直到整本书都抄完。中世纪大学的绝大部分书籍由民法和教会法学院以及神学院使用,除了巴黎大学以外,租书抄写的系统没有被运用于文学院,因为文学院的讲课都是口授的。
        不仅如此,一方面,这些“教科书”的生产必须对照着教育机构的框架逐渐多样化;另一方面,教育机构以及教会和世俗政府部门中的掌权者,在他们认为必要时,试图控制书籍的生产和传播,这些努力加剧了冲突,并指导着课本的选择及某些科目的发展。世俗的书商,在新书和二手书的生产和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他们把它当成一种投机生意,而不仅仅收取佣金。正是基于所有这些流通和传播模式,印刷商们才能够招徕顾客。新技术加快了生产,使得那些已经确认的著作有更多的抄本可以提供给市场及那些期待阅读的公众。
        与中世纪的抄写员及书商所做的一样,印刷商们不仅生产新作者的著作,而且继续提供中世纪学院和大学的自然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课程中那些久经考验的著作。除了一些早期的古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著作也加入了他们的书目,不管它们原来就是拉丁文,还是从希腊文或者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在整个中世纪,人们保存这些经典文本并加以学习。
    
        这些书籍不但没有促进信息的传播,相反还起了遏制作用
    
        公元2世纪,托勒玫的《地理学》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这部奠基性的地理学百科全书为地理学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被看作是地理学科的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论述。14世纪末,托勒玫的《地理学》从希腊拜占庭传到了意大利。作为一部备受珍视的手稿,《地理学》也是15世纪后半叶最明显的由手抄本转向印刷版本的诸多文本之一。1477年,最早的《地理学》印刷版本在博洛尼亚发行,收录了托勒玫的手稿以及26张地图,包括一张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系使用当时尚处于试验阶段的铜版雕版制作而成。
        博洛尼亚版地图集是欧洲地图绘制史上第一本印刷地图集,印数达到了500本,表明印刷商在投资的时候,对《地理学》,以及他们所预期的大众购买该书的热情和购买力,显示了极大的信心。这些地图集包含了至少26张地图,其中有一张世界地图,后面附有欧洲、非洲和亚洲区域图。这张世界地图反映了托勒玫学派的世界图景框架。
        关于托勒玫《地理学》的早期印刷版本的知识创新性,人们的观点存在分歧。许多制图历史学家指出,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疆域扩张改变了托勒玫《地理学》所奠定的世界图景时,这些早期印刷版本不但没有促进这类信息的传播,相反还起了遏制作用。编撰100多页的印刷文本,连同26页到32页的独立设计的地图,投资已经非同小可。印刷商们不愿意为了紧随最新的发现而不断更新和花巨资重新设计印版或者木版。因而,与那些更精确的手绘地图、记录了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发现以及葡萄牙人越过好望角等事实的航海图相比,16世纪版本的托勒玫地图开始越来越跟不上潮流了。
    
        他留下了一系列的横线、星号、一字旁注,以及简短的内容概要
    
        16世纪50年代的某天,一位不知名的读者认真研读了吉罗拉莫·卡尔达诺出版的5篇论文以及100份生辰星相图。同16世纪的一些学者一样,这位读者一手握笔,一边阅读,一边在书的空白边缘处写下连篇累牍的评注。这些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研读过程,仅是更广泛的学习实践的一个阶段。在印刷书籍的空白处填满种种摘要和说明之后,读者也许还会在摘要中加进他在笔记本中所读到的东西,按照当时流行的主题编排格式之一,重新安排这些摘要。
        这位读者不但交际广泛,而且学识丰富。当论及人类寿命时,卡尔达诺评论说通常98岁就接近尾声了,此后人活着“就像一棵植物,他的生活方式不会有任何变化,直到死去”。但这位读者回忆道,他和一位著名的医生曾经亲眼见到一位“已经101岁的男人,但是我们却以为他只有60多岁”。当时卡尔达诺坚持说占星术的确存在,尽管人们对此还没有给予充分解释,这位读者批注道:“维萨里也是这么认为的”——这表明他至少读过这位当时最具独创精神的医师的著作,甚至还可能认识他。
        在通读这本印刷书籍的过程中,他采用了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作注解,而这种方式是阅读手抄本的读者经过几个世纪发展形成的。他留下了一系列的横线、星号、一字旁注,以及简短的内容概要,将这本整齐的、黑白分明的著作变成了对它具体内容的复述。如此一来,当他多年以后再次阅读这部著作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卡尔达诺对确立占星术的价值以及局限性所作的努力。这位博学的读者并没有全盘肯定书中的内容。他用其他读物以及自己的经验考证卡尔达诺的断言,发现其中有不少欠缺的地方。有时候,他会提及一些和卡尔达诺的论证相矛盾的经历。换句话说,这位读者并没有表示一味的赞同。
        ——从古典时代到17世纪末,这样的对文本的阅读编辑和评论构成了自然哲学的主要实践之一。
    
        “最有智慧的所罗门早就说过,书籍的写作是没有尽头的”
    
        到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论的这种自我延续的流通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即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在范围和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人文主义者恢复散佚的古代作品的计划,使得人们一千年以来第一次能够见到大量关于自然问题的著作。新兴的印刷术使得人们不仅更容易获得这些新材料,而且更容易得到那些著名的、仍然备受尊敬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权威著作。印刷术同时还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当代作者编纂自己的作品,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依仗的大学或宫廷关系来传播自己的手稿的。
        16世纪之后,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所有研究领域的文本评论流通中,有太多数量的作品需要阅读和引证。到了17世纪下半叶,信息过多的危机意识如此之强,以致长期以来被尊为“神圣”发明的印刷术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洗脱被指控导致了一个新的蒙昧时代的罪名。1685年,阿德里安·巴耶在他的一本评论集的序言中,提出这样的批评:
        我们有理由担忧,书籍的数量每天大幅度增长,将会导致以后的几个世纪陷入一种蒙昧的状态,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几个世纪所处的状态一样。我们只有尽力将那些我们应该扔掉或遗忘的书籍与那些应该保存的区分开来,我们才能阻止这个危险。而在保存的书中,我们还要把那些有用之书与无用之书区分开来。
        德国教育家莫霍夫认可人们关于印刷商生产了太多无用书籍的抱怨,但他的结论是:“人们不应当认为这项非凡的技术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任何好东西无不伴随着出于人类的缺陷所带来的恶。”莫霍夫认为书籍的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最有智慧的所罗门早就说过,书籍的写作是没有尽头的”。
        尽管早期的人文主义对印刷术有过抵制,来自教会和城市当局的诸多审查机构常常对个体作者施加压力,但是,试图阻止书籍像浪潮一样从印刷机上汹涌而出的努力,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印刷出版存在着多种多样可能的渠道,而学者和教师也有多种手段应付这种书籍过量的新情况。
        到17世纪后期,书评不仅出现在巴耶那样的作者的著作中,尤其出现在许多全部或部分致力于评论的期刊中。在关于如何建设图书馆的建议中,加布里埃尔·诺代推荐使用各种类型的参考工具书。他明确反驳人们可能针对这些书籍提出的批评:“鉴于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在我们置身于有限的博学者之列以前,我们现在必须了解的事物又是如此繁多,这一切都不允许我们亲自博览全书。我真挚地认为,那些集子是极其有用的和必需的。”最后,在最直接与书籍本身打交道的层面上,学者、教师和印刷商一起,制定了做注解和索引的方法,发明了更有效地查找工具和有助于记忆的手段,以此来应对这个问题。
        (《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玛丽娜·甫拉丝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苏贤贵等译,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