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八面风文丛)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八面风文丛)
ISBN: 
7-5428-3209-3/N.518
出版日期: 
2003-08
开本: 
20开
页码: 
469
定价(元): 
39.50
作者: 
[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 哈罗德·多恩
译者: 
王鸣阳
  

目录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从全球观点审视不同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科学史著作。作者以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一直并行发展这以观点为主线,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上,深入探讨了古埃及、古希腊以及古代中国、印度、中东和美洲的人民在不同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下,沿着各自的轨迹“毫不相干”地发展各自的科学与技术的历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欧洲人经过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积累之后,先后经过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最终一跃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背景和原因。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前言

作者简介

精彩片段

不该问的问题

 

    因为研究中国科学传统的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才渐渐明白那是一种纷繁纠葛的历史传统,所以就引出了一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这个词组有丰富的蕴含,它指的是16和17世纪在欧洲形成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世界观的那种长期的历史积淀,其内容包括转向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行星系,用一个普适的原理来解释天和地的运动,发展出新的方法来产生科学知识,以及在不同机构出现的科学制度化。由于中世纪的中国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领域的发展都领先于当时的欧洲,人们自然会感到奇怪,科学革命为什么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欧洲。人们一次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什么阴差阳错了”?是什么“妨碍了”中国科学?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在那里发生科学革命?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已经提出过几种不同观点企图解释中国为什么会错失科学革命。中国的语言文字十分复杂,可能不是一种表达和交流科学思想的理想媒介。也就是说,中国官话和相关方言是单音节语言,书写又使用象形文字,它们意思含糊,不适合用作精确的表述科学的技术语言。另有专家却对这种观点提出反驳,他们指出中文里有严谨的技术语汇。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许不利于进行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那种逻辑的、客观的科学推理。历史学家还真的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有人称其为类推思维,也有人称其为相关思维或者“联想”思维。据说,这种思维方式总是企图根据阴阳两种基本力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把纷繁的事物(如品德、颜色、方向、音调、数字、器官和植物)通过种种类比和隐喻两两对应起来解释世界。因此,阴和阳体现了女和男、黑夜和白天、湿和干、皇帝和上天;“木”则联系着“春天”和基本方向“东”,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著名的占卜著作《易经》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的其实是负面影响,它使类别划分变得僵化死板,使中国知识分子过分注重类比。  
    评论家还把中国科学缺少活力归咎于中国没有相应的科学方法。他们指出,中国两个早期的思想学派墨家和法家一贯受到压制,而他们的学说类似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按照墨家和法家的求知方法,中国本有可能形成西方式的科学并出现科学革命。墨家学派是由墨翟(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发展而成的,主要讨论政治,但其门人同一批相关的逻辑学家结合起来,强调逻辑、经验以及演绎和归纳这些认识事物的方法,因此,墨家学说本来有可能产生出类似在西方形成的那种科学传统。另一个思想学派法家活跃于公元前4至前3世纪,他们追求建立普遍适用的法典。他们致力于分类和量化,倘若政治上能够成功,则也有可能为中国产生现代科学打下基础。然而,法家学者严厉的方法很少被人接受,到了公元前202年的汉代,法家和墨家两个学派都遭到排斥,终于被另两个主流学派道家和儒家所取代,而后两个学派却相对缺少严格的科学哲学。  
    传统的中国思想也缺乏“自然法则”的概念。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不同,中华文明在其在法家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总的来说就再无严格有效的法律和法典可循,更为灵活可变的公道和风俗习惯标准一直左右着中国的法律诉讼。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那种探寻自然法则的意识,当然也就没有动因促使他们努力从事科学探索,去发现在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创造物中所体现的那种秩序。  
    还有一种观点把中国科学“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文化单一,内向,具有悠久的文字传统,特别强调传统知识。因此,中国没有理由要改变其传统的世界观,不必去研究和吸收外国“蛮夷”的科学知识。  
    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学说也受到责难,被认为阻碍了传统中国的科学探索。儒家学说中的确有好些观点是与以西方的方式从事科学探索相悖的,如注重社会和人际关系(没有独立的“自然”),蔑视实际技能,排斥“人为”行动(即实验)。道家学说则相信道——“道路”——和万物相辅相成的思想,要求其信徒无为,以免与自然相冲突或者矛盾。想要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去探索“客观的”自然界绝对与道家无缘,更不用说去窥视自然的奥秘和用实验去干预自然了。有了这样一些思想,西方的自然观念和科学探索就始终与中国人的体验不能相容。  
    这里要介绍的最后一种解释,是认为商人阶级始终处在中华文明的边缘,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现代科学。这种看法认为,倘若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鼓励,而没有受到官僚制度的控制,那么,或许就会慢慢形成思想的自由市场,产生出类似大学那样的独立机构,从而产生现代科学。  
    以上介绍的对于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一问题的种种解释诚然反映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社会的一些侧面,但是,如同前面讨论伊斯兰科学的情形一样,一再地从反面提出问题,想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那是对历史研究的不合理的苛求,因为那不属于历史事实,不属于历史分析的课题。这样的反面问题可以提出一大堆,实际上有无限多个。上面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回过头去预先莫名其妙地假定了中国本该出现科学革命,只是由于存在某些障碍或者由于中国缺乏某种说不清的必要条件,才未能如愿。用欧洲人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科学那是大错特错,错在回过头去用后期的欧洲历史比对中国的科学历史,因而断言中国必然能够和应该走那条欧洲已然走过来的道路。实际上正好相反,传统中国的科学尽管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它所在的官僚体制和国家环境下其实运作良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进行道德评判。
    所以,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也许现在已不算太早,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在一种政府支持以及政府控制都不那么严密的社会生态环境下,个体思想者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去把批判的才能运用于抽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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