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哲人石丛书第二辑: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哲人石丛书第二辑: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
ISBN: 
7-5428-2764-2/N.446
出版日期: 
2006-08
开本: 
大32开
页码: 
411
定价(元): 
34.00
作者: 
[美]杰伊•A• 拉宾格尔 [英]哈里•柯林斯
译者: 
张增一 王国强 孙小淳 等
  

目录

译者序

1  导言
1.1  “科学大战”和“两种文化”  1
1.2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5
1.3  为何在此时出这样一本书?  8
1.4  全书的结构、内容和主题  10

第一部分  立论

哲学
2  科学论损害科学吗?科学论与科学大战的先驱维特根斯坦、图灵和波拉尼  15
2.1  剑桥的两种文化,1939年  15
2.2  从“两种文化”到科学大战  18
2.3  科学知识社会学  20
2.4  被贬低的是什么  21
2.5  对科学的忽上忽下的看法  23
2.6  技艺模式  25

3  科学与科学社会学:超越战争与和平  31
3.1  导言: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  31
3.2  认识论上的简要说明  35
3.3  反对相对主义  42
3.4  结论:真正的问题  48

4  科学维和,有必要吗?  53
4.1  消除“战争”中的极端倾向  55
4.2  两种观点  60
4.3  结论  65

视角
5  遭遇交叉火力?公众在科学大战中的角色  69
5.1  招募平民  70
5.2  击毙信使  74
5.3  清点死者……  77
5.4  ……为生者做准备  80
5.5  和平条款  81

6  一个研究案例的生涯  83

源头
7  与社会学家严肃地交谈  95
7.1  重访相对主义的勾勒姆  95
7.2  后来与巴恩斯和布鲁尔的争论  107
7.3  几个简单的结论  113
8  怎么成了反科学  115

方向
9  物理学与历史  137

10  作为知识图的科学论  151
10.1  科学论中知识图式的努力  151
10.2  佩鲁茨对盖森:认识论对知识图?  156
10.3  知识图与“纯描述”  160

11  从社会建构到研究问题:科学社会学的承诺  167
11.1  引言  167
11.2  科学判断和科学研究的重复  168
11.3  从“发展中的科学”到“作为知识的科学”  170
11.4  对照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预期  172
11.5  机构混乱和科学进步  173
11.6  一个关键主题:行星研究的持续进步  175
11.7  科学社会学的持续改进?  176
11.8  重新解释库恩  176
11.9  结论  180
11.10  致谢  181

12  一个火星人邮回一张明信片  183
12.1  陌生与敌意  183
12.2  社会学家就像火星人吗?  186
12.3  一个例子:关于引力辐射的研究  189
12.4  写一封家书  193

13  唤醒沉睡的巨人?  197
13.1  清除路障?  198
13.2  入伙?  202

第二部分  评论

14  关于方法论相对主义与“反科学”的评述  211

15  关于相对主义的又一回合  215
15.1  主要议题  215
15.2  方法论相对主义和哲学相对主义之间有联系吗:布里克蒙和索卡尔  217
15.3  方法论相对主义令人讨厌而且漏洞百出吗:温伯格  221
15.4  其他观点  225

16  超决定性与偶然性  227
17  责任回归  233
18  分裂的个性或科学大战内部的分歧  239
19  局境知识与共同敌人:科学大战的医治方法  245
20  真正的实质与人类的体验  253
21  这才是一场对话!  259
22  一个信徒的坦白  265
23  究竟谁野蛮?  273
24  最终能和平吗?  279

第三部分  反驳

25  对我们的批评者的回应  285

26  皇冠宝石与粗糙钻石:科学权威的源泉  295
26.1  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295
26.2  理论与实验  297
26.3  科学是怎样为人所知的?  298
26.4  结论  301

27  对知识绘图学的再审视  303
28  让我们别太一致  307

29  因果关系、语法和工作哲学:最后的一些评论 313
29.1  石头、定律和工作哲学  316

30  解读与误读  321
31  和平,属于哪方,按照谁的标准? 327

32  朝圣之路  331
32.1  可怕的对称  331
32.2  绝大部分是正确的  332
32.3  矢与的  335
33  科学知识的编史学用途  339
34  超越社会建构  341
35  结语  347

注释  355
参考文献  385
作者简介  405

内容提要

      近年来,来自C•P•斯诺所称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的斗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试图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本书中,杰伊•A•拉宾格尔和哈里•柯林斯为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不是相互指责和谩骂。本书各章的作者惊喜地发现,在关于科学,关于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关于科学论是否贬损了科学家、科学实践和科学发现等方面,他们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谁有权评论科学?科学知识的恰当角色是什么?在社会决策中,科学家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鉴于科学在当今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此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一种文化?》向读者准确地阐述了在所谓的“科学大战”中存在的真正危险是什么,并且为我们探寻这些紧迫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框架。

前言

译者序
——超越“科学大战”:从对立到对话

      20世纪的最后十年被认为是西方学术界“科学大战”的十年。1992年,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英国生物学家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对社会建构论等论点提出了批评。1994年,英国媒体对沃尔珀特与柯林斯(Harry Collins)的辩论进行了报道,美国传媒则报道了全美学者协会的会议,使这场关于科学本质的学术争论在大西洋两岸几乎同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同年,格罗斯(Paul Gross)和莱维特(Norman Levitt)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向科学论研究者正式发出了宣战书。作为回应,《社会文本》于1996年精心准备了一期“科学大战”专辑,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大众传媒的极大兴趣,而且也使这场争论越来越偏离严肃的学术讨论的方向。在以后几年中,争论双方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论战,学术研究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双方也都缺乏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愿望。双方草率地将其论战文章发表在报纸和通俗刊物上,从而演变成了一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公开论战,一场公开表演的“聋子对话”。鉴于这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国内学术界,本文将首先对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争论的实质进行梳理,然后对英美学术界,尤其是拉宾格尔(Jay A. Labinger)和柯林斯等人近几年来在超越科学大战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评介,希望对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和争论有所启发。

      1 “科学大战”产生的原因

      毫无疑问,科学大战是针对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本质而进行的论战。人们不禁要问,科学论作为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若干学术领域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爆发了这场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公开冲突呢?是科学论领域的哪些变化激起了自然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科学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没有产生过与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冲突。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科学史研究是由退了休的或兴趣广泛的科学家自己完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赞美科学的性质。科学哲学虽然有更悠久的传统,但许多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只是想要解释科学为什么会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的世界观提出挑战。只是有些关于科学的分析令科学家感到不快而遭到冷遇,物理学家费恩曼(Richard Feynman)曾说:“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用“反对哲学”作为一章的标题,似乎就表达了这种不快。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科学建制社会学,主要探讨科学家行为的规范、动机,科学如何避免偏见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这种默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并非自始至终都在赞颂科学家的高大形象,但总的来说其核心在于解释科学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更好,科学家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威胁,因此,默顿学派的成员受到科学界的接纳和欢迎,有些成员被列入《科学》杂志的编委就是例证。
      然而,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后来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学术界关于库恩的这部著作究竟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拓宽了后来学者们的视野,使他们变得更大胆,敢于把自然科学本身当作一种文化建设实践来研究。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科学社会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的内容上,从而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如爱丁堡的强纲领学派(Strong Program School)和巴斯学派(Bath School)。这些研究强调科学知识的文化基础,认为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实验和理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与此同时,科学史变得更为专业化,对科学不再是只有溢美之辞。此外,看起来不相关的领域,文学批评、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研究等等,开始把科学的术语和概念整合到它们的研究之中,甚至把科学的问题和科学的实践变为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许多人看来,科学论中出现的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是对传统科学观的挑战,需要认真面对并且予以严厉批判。实际上,在科学大战爆发之前,科学论研究领域内部的批判早就开始了,其间科学哲学家的表现尤为突出。只不过由于这些批判主要局限于专业领域内部,它们并未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尽管要准确地回答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爆发了科学家与科学论研究者之间的科学大战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但是,把柯林斯和平奇在1993年出版的《勾勒姆》作为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却不是没有根据。从这本书的副书名“关于科学你应该知道什么”不难看出,这是一部旨在向普通读者介绍科学知识社会学基本思想的著作。其核心论点是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客观地、绝对无误地产生真理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社会过程。柯林斯和平奇在书中讨论了“证明”相对论的两个实验、冷聚变、巴斯德与生命的起源、引力波的发现等案例,目的不是展现机械的实验在判决相互竞争的科学假说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力图向读者描绘更加复杂的科学进步过程。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似乎是一些科学理论主要来自一两个判决性的实验,而科学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解释又往往具有某种主观成分,似乎暗示有些科学理论(比如相对论)并没有得到实验事实的支持。虽然物理学家默明(David Mermin)于科学大战高峰期的1996年才在《今日物理》上发表两篇针对这本书的批评性评论,并在后来与柯林斯和平奇在该杂志上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但是,由于这是一本向公众“兜售”方法论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书,所以更容易引起科学家对科学论的敌意和不安。

      2 争论的焦点和实质是什么?

       简单地概括已有20多年历史的“新”科学论对传统科学观带来的挑战并非一件易事。拉宾格尔和柯林斯用这样一组对立的概念对其进行概括,即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一般来说,“新”科学论研究者强调后者。他们注重科学中的人为因素,探讨科学知识是怎样由于这些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带来不确定性,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科学制度的社会特征、科学研究所依赖的文化环境以及表达科学发现的语言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科学家往往坚持传统科学论的观点,更着重于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科学发现过程的客观性。
      备受人们关注而又意见不一的问题是,这种“新”的科学论是否反科学、反理性或对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提出了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动机和效果分为两个问题:(1)新科学论者是否有意识地反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声称,他们或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出于对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和地位的嫉妒,试图削弱科学的权威或诋毁科学的基础;另一些人,尤其是新科学论研究者则认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或动摇科学的权威,而是为了发展有关科学为什么以及怎样在当代世界具有突出地位的一种中立的“批评术”,其不良后果是被误解或不中肯,但不会对科学造成危害,好的结果是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某些疑难问题。(2)新科学论者在效果上是否动摇了科学的权威或对科学造成伤害?科学家在批评新科学论时往往将科学面临的处境或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发生的变化与新科学论宣扬的科学观联系起来,比如,科学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公众对科学家越来越不放心,宗教迷信和占星术愈演愈烈,等等。他们声称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科学论者则予以反击,认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威胁科学的权威地位,也看不出上述现象与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至于公众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是要给公众一个更为真实的科学形象,这对于社会公众理解科学并且从长远来看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不幸的是,科学大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以来,双方各执己见。格罗斯和莱维特先是出版《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1994),又于1995年在纽约科学院组织了主题为“搭上科学与理性的航班”的研讨会[该会议的同名论文集《搭上科学与理性的航班》于1997年由格罗斯、莱维特和刘易斯(Martin Lewis)编辑出版],对科学论者进行了公开而激烈的批评;罗斯则于1996年主编了《社会文本》的“科学大战”专辑作为回应;紧接又有克瑞杰编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1998)的再反击等。与此同时,充斥着攻击性的词语和论战色彩的文章不仅频频被发表在科学或科学论领域的学术期刊上,而且还通过报纸和通俗刊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严肃的学术讨论似乎成了为赢得欢呼和掌声的游戏,“对迅速在公众场合取得胜利的追求胜过了学术研究,争论的质量严重地下降了。”

      3 寻求对话的尝试

      即使在这场论战正酣之际,仍有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没有加入论战的行列,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参与了论战但仍希望超越争论双方的对立局面,以一种更富有成效的方式进行交流和对话。1997年2月,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克兰曼(Daniel Lee Kleinman)组织了一个题为“科学与民主:超越‘科学大战’”专题讨论会。1997年5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物理学家瑙恩伯格(Michael  Nauenberg)举办了一个小型会议,使科学社会学家柯林斯、物理学家默明和索卡尔(Alan Sokal)等人有了直接交流的机会。有趣的是,就在那次会议上,默明和柯林斯发现他们常常由于都不赞成索卡尔的意见而走到了一起。1997年7月,柯林斯在南安普敦大学举办了一次所谓的“南安普敦和平讨论会”。索卡尔没有参加,但是,包括拉宾格尔、默明和平奇以及其他代表着物理学、科学史和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科学大战的其他论坛不同,这次会议首先通过安排与会者游览当地的风景名胜增进相互了解,然后进行封闭式的深入讨论,在达成相互信任和理解之后才公开举行。目的是在充分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寻求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锋,而不是像有些论战那样,似乎将主要目的放在公开地嘲笑对方上。正是在南安普敦讨论会之后,拉宾格尔在美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代达罗斯》上发表长文“科学大战与美国学术职业的未来”,呼吁科学家不带敌意地关注科学论者的工作,并且决定与柯林斯一起进一步推动争论双方加深理解和加强对话。
      进入21世纪,要求超越科学大战、展开严肃对话的论著越来越多。2000年,西格斯特雷尔(Ullica Segerstrle)主编了《超越科学大战——关于科学与社会所缺少的对话》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Missing Discourse About Science and Society),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巴伯(Bernard Barber)、物理学家和著名科学论学者齐曼(John Ziman)、化学家和著名科学论学者亨利•鲍尔(Henry H. Bauer)以及近年来活跃在科学论研究领域的学者福勒等人为该书撰稿,对科学论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反思。2001年,拉宾格尔和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邀请的科学家撰稿人有索卡尔、温伯格(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明、肯尼思•威尔逊(Kenneth G. Wilson,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尔森(Peter R.Saulson)、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等,来自科学论领域的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夏平(Steven Shapin)(也是科学史家)、平奇、林奇(Michael Lynch),有科学史家迪尔(Peter Dear),有传播学家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格雷戈里(Jane Gregory)等。该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该书的两位编者分别是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第二,在其他撰稿人中,从事具体科学研究工作而又关注和参与了这场争论的科学家和科学论学者的比例也基本相同;第三,在编排上也突出了对话的特点,首先由各位作者陈述自己对科学的立场和观点(第一部分),然后对自己不同意的其他人的论点进行反驳(第二部分),最后由各位作者对自己的批评者进行回应(第三部分)。在这里我们对这次对话的成果进行扼要的介绍。
      拉宾格尔和柯林斯在该书的结语部分总结了这次讨论达成的共识和仍然存在的分歧。共识有三个方面:第一,“科学论对科学的旨趣没有敌意”,它既不是处心积虑地要反对科学,也不是它无意中的副产品在反对科学;第二,“在这场科学大战的整个过程中,误解和误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第三,“科学论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可能是有益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的分歧有:第一,“在意见分歧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哲学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参与这次讨论的所有科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于社会学家认同方法论相对主义的关注,他们担心已有科学论成果的某些方面不能在方法论相对主义这一种框架内得到说明。布里克蒙和索卡尔怀疑,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纯粹的方法论形式的相对主义,或者相反,在那里是否暗示着对哲学相对主义的认同。第二,关于科学社会学家的案例分析,例如,布里克蒙和索卡尔认为,除非能够独立地评价科学证据,否则,社会学家应该避免研究案例。他们认为,有时,解释一个信念仅仅通过审查社会因素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但是,在其他时候,当科学方面的因素是主要方面时,社会学家必须确保他们以科学因素来表达这些“因子”,以防赋予社会因素过高的地位。并且,当对科学因素的正当评价不确定时,社会学的结论也将变得相应地具有不确定性。社会学家可能会反驳说,难题仍然存在。根据布里克蒙和索卡尔建议的这种模式来研究当代的争论,必须作出两项判断:在信念形成的过程中,科学与社会中哪个方面相对更重要一些;如果科学因素受到了更高的重视,它如何才能得到正当的评价呢?假如科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人们很难想像怎样才能对一项科学研究进行评价。
      拉宾格尔和柯林斯还总结说,如果这场争论以实质性对话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必须从对这场争论状态的关注转变到对有关研究的重要性的关注上来,在耐心地倾听和理解对方论点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交流,求同而存异。为了这一目的,他们给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清单,希望通过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达成共识。这些问题是:
      1.当科学史家分析科学的历史片断时,他们应该总是、有时或从不考虑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吗?
      2.社会学家能否以及是否应该研究悬而未决的科学争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与研究那些在科学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科学争论相比,研究悬而未决的科学争论是否有缺陷?对于悬而未决的科学争论进行研究重要吗?
      3.什么是“哲学相对主义”?什么是“方法论相对主义”?方法论相对主义能否独立存在,或者它是否不可避免地与哲学相对主义相联系?将方法论相对主义当作一种方法是否被证明是合理的?
      4.哲学和观察哪个在先?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纯经验性的学科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哲学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学科及其所有的发现能否被宣布为无效?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前是否一定要解决哲学问题?
      5.科学论以什么方式(如果有任何方式的话)超越作为一个纯学术领域的角色而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它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吗?它是为从事具体研究的科学家服务的吗?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政策的影响是什么?    
      6.科学家与科学论研究者之间继续存在的分歧,是由于经过更大的努力可以消除的误解产生的,还是由语言和世界观上的明显不同造成的?
      最后,拉宾格尔和柯林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观’。我们坚信科学是迄今为止解决许许多多问题的最好方式——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所有的问题,并且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面对诸如全球变暖、转基因食品等重大问题,“一般公众需要认识到,当科学处于形成阶段或当科学需要解决难度过大的问题时,科学总是会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一定是由科学家的无能或不负责任带来的,而是由科学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结果。”这场论战对科学家和科学论者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对科学家来说,科学的“教科书模型”把那些困难的问题分解成硬核的、精确的、科学的部分和杂乱的、不精确的、社会政治的部分,这种诱惑是强烈的,但是不可能的;科学论能为科学家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鼓励科学家打破常规,摆脱墨守陈规的标准思维方式。对科学论学者来说,这个世界需要对科学进行负责任的批评,对科学的不完善及其适用范围进行说明、解释和探索,促进公众通过对科学的理解来摆脱教科书式的科学模型。 
      科学大战不仅使科学而且也使科学论受到了伤害。一方面,有些参与论战的科学家往往把女性主义者、文学评论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等同起来,笼统地称其为“学术左派”或“后现代主义者”,把严肃而专业性很强的研究与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等同起来,甚至力图通过批评某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否认整个科学论研究群体对科学进行评价的资格,给公众留下了“傲慢”或“专横跋扈”的印象;另一方面,有些新科学论者则过分强调“观察渗透着理论”、“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确定性”、“信念的多元性”以及“‘行动者范畴’与历史写作”等信条,甚至忽视科学家的研究、实验和推理而专注于科学家个人和社会生活,从而使新科学论背上了“反科学”的坏名声,致使一些严肃的学者不得不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维护全社会的利益,超越科学大战,在科学家之间、人文学者之间以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围绕科学的本质开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不仅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不同领域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方向。
      英美学术界近年来对科学大战的反思以及寻求对话的尝试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近年来国内引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后实证科学哲学和后现代文化批评等方面的论著,对社会建构论、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等论点的强调有许多属于这些领域的早期成果,国外许多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已经开始对这些论点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进行反思、检验和澄清;第二,发生在西方的“科学大战”,将严肃的学术争论转变成公众论坛,凸显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对科学与科学论研究领域都造成了伤害,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外许多学者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也应当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复国外学者的错误;第三,正像福勒告诫日本学者的那样,“科学大战”在西方有其特殊的含义,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观念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发生在西方的“科学大战”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我国或我国是否存在着“科学大战”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上述文字正是作者翻译和研读本书过程中的体会。我们很高兴应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博士的邀请,将此书的中文版奉献给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具体分工如下:第1~3章由孙小淳译;第5~6、14~24章由王国强译;张增一译序及第7~10、12、27、30、32、35章;袁海军译第11、13、28、29、34章;刘晓译第25章;何涓译第31、33章,第4章由孙小淳、王国强合译,第26章由张增一、刘晓合译。张增一校第11、13、25、28、29、31、34章;袁江洋校第33章。张增一还翻译了作者简介,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在本书的定稿阶段,潘涛博士和乐洪咏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使译文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译文中肯定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乃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位学者可能不是收入最高或声望最好的职业,但是,确实可以得到许多补偿。其中,比较重要的补偿是有机会作出一些发现或为我们这个时代深层次的争论作出贡献,并有机会在充满着诚实、正直和睿智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边缘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了那场火药味特别浓烈的所谓“科学大战”以来,这种环境似乎正在恶化。在这些争论中,那些赞成传统的、“棱角分明”的自然科学模型的人与某些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迅速在公众面前取得胜利的追求胜过了学术研究,争论的质量严重下降了。
      幸运的是,在这场论战期间,仍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继续以某种似乎过时的方式与这种潮流保持着距离。本书主编之一——社会学家柯林斯——发现自己与另一位主编——化学家拉宾格尔——以及其他科学家兼批评家,包括物理学家索尔森和默明,以一种更能让人认可的方式进行了讨论。拉宾格尔在《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这一科学论领域的著名杂志上发表了对科学论的批评;索尔森,作为柯林斯案例研究的一个对象,给柯林斯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在阅读了柯林斯的一本著作后的忧虑;默明(与柯林斯的合著者平奇在同一所大学)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评论,批评柯林斯和平奇的著作《勾勒姆》。重要的是,他们在展开批评之前,都对被批评的著作中他们所认为积极的方面以及要进行批评的论点进行了概括;这些批评一方面是利剑,另一方面是橄榄枝。尽管批评是激烈的,但是,这种批评仍然是传统的学术争论,而不是毫无价值的指手画脚。这些对话为更好、更富有成效的时刻的来临带来了希望。
      1997年5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物理学家瑙恩伯格举办了一个小型会议,将这些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中的一部分人聚集在一起。在那里,柯林斯有机会见到了索卡尔,并且与默明继续进行讨论。有趣的是,在那次会议上,默明和柯林斯发现他们常常由于都不赞成索卡尔的意见而走到了一起。大约在同一时间,1997年7月,还在南安普敦大学的柯林斯举办了一次所谓的南安普敦和平讨论会。索卡尔没能来参加,但是,包括拉宾格尔、默明和平奇以及其他代表着物理学、科学史和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前两天,一天用于乘坐一艘小机动船游览南安普敦水上风光,一天用于8位与会者进行封闭式的深入讨论。只是到第三天,在达成相互信任和理解之后,这次讨论会才公开举行。这与其他的科学大战论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那些论坛上通常看不到不同观点的交锋,其主要的目的似乎在于公开地嘲笑对方。我们正是在南安普敦讨论会之后才产生了组织编写眼前这本书的想法。
      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几乎)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有些参与者最初认为他们不可能为本书写太多东西,但是随着后面几次讨论的展开,他们被吸引了进来。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按时提交了几乎不需要我们再作什么修改的文稿。虽然很多观点都在预料之中,但也有一些美妙而新颖的论点出乎意料。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本书主编自始至终看到了非常“一致的意见”。
      在定稿之前,我们把导言和结语发给了各位作者。大多数人在回复中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要特别感谢默明,他提出了许多有关风格和实质内容方面的调整建议,我们几乎把所有这些建议都体现在本书中。索卡尔和布里克蒙也超出他们的职责范围,在方法论相对主义方面提供了一篇生动的讨论,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引子,从而使本书更加完善。
     最后,我们的编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艾布拉姆斯(Susan Abrams)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不断给予我们鼓励,并且自始至终在技术上以及在克服由于作者多而带来的缺陷方面给予我们指导。我们感谢所有相关人员,并对仍存在的不足承担全部责任。

                                                   杰伊•A• 拉宾格尔
                                                   哈里•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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