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诺贝尔奖的挽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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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八面风文丛)

ISBN: 
7-5428-3313-8/K.8
出版日期: 
2005-08
开本: 
20开
页码: 
434
定价(元): 
42.00
作者: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
译者: 
杨建军
  
书评作者: 
江晓原 刘兵
发布媒体: 
文汇读书周报

        □江晓原  ■刘兵

        □ 中国人盼望一个诺贝尔奖,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这一点许多人都明显感觉到了。据说国内有些机构早就作出了“规划”,要在多少多少年之“成长”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我真为这个机构担心,万一另一个系统的中国学者先得了诺尔奖,那这个机构这些年的“规划”和“投入”怎么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本《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中译本的出版,就特别引人注目了。本书作者是研究诺贝尔科学奖历史的权威,自1980年开始,潜心钻研诺贝尔奖档案20余年以大量与评奖当事人有关的书信、日记、评审报告等第一手料为基础,撰写了这本被称为“将诺贝尔奖请下神坛”的惊世之。中译本出版没有多久,评论文章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这些评论,大抵有两个意思:一是主张中国人不必太在意诺贝尔奖的获得;二是借题发挥,批评国内多年来在科研管理体制上的各种端(比如量化考核之类)。后一个我知道你也不会不同意,但对于前一个,不知你的看法如何?另外,在这本《权谋》之中或之外,我们还能不能读更多的新意来呢?

        ■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原则上我是同意的,甚至在许多年前,我就写过表述类似观点的文章。但是,有这种主张,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的,例如,倘我们惟一地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就会(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此倾向)将有限的研资金集中投向少数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的项目,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能够侥幸得奖,其代价也会是极其惨重的——那将可能使众多其他同样重要但不一定以获诺奖为取向的科学研究领域因缺乏资金而落后,最终可能导致我国科学研究整体力量的下降。不过,这本书的另外一种意义,是以有力的实例告诉我们,就算是像诺贝尔科学奖样的奖励,也同许许多多的其他的科学奖项一样,其中也有着比例颇高的社会建构成分。其实,这样的观点我们早就有了,但此书以历史研究的方式,为这样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书原文的书名如果严格地逐字对译,或许可译为《关于杰出的政治》,在这里,politics一词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表述出对科学成果的评价,绝非像传统中人们真地认为的那样,只是惟一以学术价值为取向的吗?当然,我也同意,在中国的语境中,译做《权谋》也是很贴切的,因为在中国人的通常理解中,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权谋(这与西方对此词的理解略有不同)。

        □ 从正面来理解,诺贝尔奖的获得,应该是一个“实至名归”的事——你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确实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那么或早或晚,诺贝尔奖就可能落到这批科学家中的某个人头上。但是,作为国家科学政策,或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规划,当然不能舍本逐末,将获奖为目标,让“实”倒过来为“名”服务。支持上述看法明显的理由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科学奖并未包括很多非常重要的科学领域,比如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环境科学、非生物取向的医学、海洋学、地震学、农业遗传学等等。在“有奖”和“无奖”的领域之间,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惟“奖”之马首是瞻。你提到诺贝尔奖评选结果中“比例颇高的社会建构成分”,至少在表述上就有新意。本书作者弗里德曼指出,“人们普遍有一种信念:诺贝尔奖用一种客观、公正的方法判定科学中绝对最好的成就,至少在它所认可的领域,如物理子系统、化学和生理学/医学内”是如此。但是他的研究表明:评委们自身对科学的认识严重影响评审的结果,他们个人的判断、偏好和兴趣不可避免地渗入评审工作;尽管有的评委力求公正,但也有些评委谋求私利。弗里德曼强调: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就是一群“最佳”的科学家。而且还有一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未被斯德哥尔摩所认可。

        ■ 正是如此。其实,诺贝尔奖毕竟还是一个有着世界级声誉的科学奖项,当人们撰写20世纪科学史时,其中的许多获奖工作也是无法忽视的。倘若通过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此奖当然是一件不错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认识到,它毕竟只是科学奖励系统中的一个奖项,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一般科学奖励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确实是无法将它完全等同于科学实力。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数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一个国家公众的普遍体育素质一样。可惜的是,无论是在体育运动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无法避免“金牌战略”这种误区。

        □ 确实,在我们的“诺贝尔奖情结”背后,也有着“金牌战略”的影子。体育中的“金牌战略”早已经和“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背道而驰。事实上,几乎所有沦为竞技的体育项目都是有害健康的——很少有体育明星健康长寿的。那么仿此类推科技政策中如果也搞被“诺贝尔奖情结”煎熬着的“牌战略”,它会不会也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宗旨——增进人的福祉——背道而驰呢?恰恰是针对这一点,弗里德曼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告诫说:“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高水平的惟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

        ■ 因此,这本书的意义,或者说,其读者对象是不仅仅限于对诺贝尔奖有兴趣的公众的,对于许多科学家,以及制订科技政策和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官员,它也颇为值得一读。正如原作者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我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仔细思考:一个以赢得诺贝尔奖为目标的政策有何意义?”从科学史究来看,此书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成果,甚至于对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这段历史恰恰提供了很有社会建构意味的重要案例。由此派生的问题就是,既然如此,我们的公众管理科学的官员,甚至众多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诺贝尔奖,并为我国科学家未得此奖(严格地讲,应该是说没有中国籍的科家因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而耿耿于怀,坐卧不安呢?还有,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注重那些荣誉性的“名份”,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众整体的利益呢?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