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科学败给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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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世纪人文丛书:开放人文)

ISBN: 
7-5428-4151-3/N.697
出版日期: 
2006-07
开本: 
16开
页码: 
374
定价(元): 
36.00
作者: 
[美]约翰·C·伯纳姆
译者: 
钮卫星
  

书评作者: 
王姝
发布媒体: 
科学时报

        科学,作为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化力量,向来与迷信为敌。在近代,当科学与迷信相遇时,科学似乎总显得处于强势地位,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科学开始快速发展,大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科学内容及其产品,在科学强大的优势之下,迷信已经退缩,甚至已经消失了。似乎大众的生活已经完全被科学填充,而迷信,只是曾经在落后的人群中发生的可笑的故事,或者,是今天的人们用来消遣的无甚害处的精神零食。

        然而,学者们深邃的目光总是会穿过宁静或者欣欣向荣的表面,用犀利的眼光寻找隐藏在暗处的让人沮丧的事实,并探寻导致这一结果的种种原因。而约翰·C.伯纳姆(Jone C.Burnham)所著的《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一书,就是这样深层次探索的结果。

        人们常常认为,在向大众普及启蒙的过程中,科学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在反对迷信的斗争中必然且已经获胜。然而,伯纳姆通过对公共卫生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普及状况进行的研究,得出了让人相当震惊的结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更加发展了的科学却败给了以新面孔出现的迷信(superstition)。而这种失败是如此隐性,以至于大多数人面对现在的局面表现得相当高兴,并且对于科学的未来如此振奋,却忽略了这种表象之下潜藏着的迷信的令人惊异的发展。

        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这样一本书中,伯纳姆以科学和卫生领域普及的发展为例,论述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这两个领域内发生的变化,从它们努力占领大众的视野和大脑,到它们最终的退败。并且在论述过程中,时时分析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尽管科学家曾经作过很多努力,尽管科学曾经在大众文化中影响巨大,但是,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化,科学家逐渐退出科学普及阵营而由非科学家群体取而代之。大众与科学的接触虽然日益频繁,却与科学日益生疏。因为他们能够接收到的,只是被科学记者或者其他媒介(如教育机构)拆分为碎片的科学内容。而这些内容,没有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那么它就与迷信没有什么区别,在一些时候,这些“科学”的东西甚至连科学原理也没有,只是一堆事实和结果。这就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类似于信仰上帝的基督教一般的信仰科学的宗教,当然,这是一种比喻,因为它是“对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风格和方式的一种传承。最大的区别仅仅是内容”。

        在19世纪,科学家曾经是那样的热衷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甚至提出,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战胜迷信的宿命论,为人的生命带来更多的尊重。然而在20世纪,一些重要的变化发生了。这其中包括实施科学普及的人员的变化,也包括组织科学普及的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导致的,是大众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以及怀疑主义的丢失。当这种情况发生了的时候,科学普及者却无法怪罪大众降低了对科学的需求和期待。

        在19世纪时,科学普及的任务主要由科学家来担当。这些优秀而专业的科学家们除了各种关于科学的演讲之外,还参与很多科普书籍的写作,甚至亲自参加中小学生教材的编写。当然,除了科学家,科学普及者的队伍中还有一些科学爱好者,而且他们的科学水平丰富到足以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抗衡。科学普及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公众传达了一种人类的力量感,他们使得公众明白世界是有序可循的,是可以预言并且是可控制的。科学普及者的活动一方面增强了大众对于人类将会进步的信念,另一方面,科学传播者给了大众一种文明的许诺。

        然而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进入20世纪后不久,科学家就渐渐退出科学普及者的队伍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在19世纪的时候,中学教科书的作者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科学人”——通常是学院或者是大学里各个学科的专家。在20世纪中期,教科书中至少还会出现一些作为合著者的科学家的名字。而在这之后,中学教科书作者中著名科学家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但是这种退出并不是科学家单方面的原因。对于大众来说,发展中的科学变得不那么容易理解,科学内容变得晦涩难懂,所以必须要经过“翻译”之后才能被大众接受。而对科学家来说,承担这种“翻译”工作是不恰当的(科学发展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从科学普及的舞台上撤出,花更多的精力来追赶本学科的发展速度),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负责“翻译”的人群,这部分人的主要角色是科学记者。他们是负责沟通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可是作为记者,他们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更多采用的是新闻的思维,而不是科学的思维,科学被他们以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得不“在准确性和理解力方面付出高昂代价”。因此作为科学普及的媒介,他们是“有问题的媒介”。公众通过他们所获得的科学,“不是对科学的翻译、浓缩和解释,而是一连串孤立事件和产品”,当强调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技术和科学产品时,公众面对的科学就成了没有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过程的内容碎片,公众因而更加缺乏对科学的理解。

        伴随着科学普及者身份的改变,科学普及的主要机构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更加令人沮丧,因为它使得科学普及的状况更加糟糕。无论是报纸、广播或是电视,为了利益,它们没有动力来传播精确的科学的内容,科学在它们那里被缩减成一些简短的介绍,而且经常错误百出。而一些好的科学节目,它们也更多地聚焦于科学家的个人性格或者是伟大的科学家,注意,不是科学内容本身。视觉媒体的节目(尤其是那些为着商业目的而存在的广告)在误导公众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强大的媒体为公众树立了一种新的权威,这种权威与科学有关,但不是科学。如同R.B.Lindsay所讽刺的,“只要他能够让足够多的人相信他所说的,他就成了科学家”。如果没有媒体的支持,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对于那些成为媒体名人的科学家来说,媒体不过是通过将他们捧成名人,来否定他们其他任何更重要的意义。同时媒体还通过广告不断重复一个主张来重组公众对于事物的理解,让广告成为公众生活中基本的指导。它们用海量的信息让公众麻木,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将这种效应称为“迷醉性功能障碍”(narcotizing dysfunction)。这是媒体伤害科学普及的一个更强有力的手段,虽然它们不是自觉地要达到这个目的。

        总之,伯纳姆在该书中针对自己提出的观点作了种种论证,最终指出科学战败的原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而他们离开后出现的真空地带,被那些宣称能够执行科学和卫生普及功能的记者和教育人员填补。他们在填补这片真空时,没有抓住科学家的怀疑精神和科学方法,却带来了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权威。于是,结果就如同伯纳姆所说的:“就其功能而言,科学可能不再存在于大众层面了。而迷信始终在那里。” 

                                                   摘自《科学时报》
                                                     200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