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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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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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翻译出版了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七卷本《技术史》,引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学界的关注,好评如潮。我是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考古学是利用人类从事生产、政治、文化活动和科学实验时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人类历史的,而术史正是以人的生产活动和科学验为主要内容,所以,我特别选择了《技术史》第1~3卷来作些评论。这三卷的内容包括远古至古代帝国、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大约从史前到公元1750年。这三卷在取材上最大特点是大量应用了考古学材,尤是第1、第2卷,考古学材料的分量最重,这是当代历史学研究的特色,也是欧洲考古学已臻成熟的具体表现。前三分别出版于1954、1956、1957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 

        第1卷第2章“社会的早期形态”由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执笔,他是当时历史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被誉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以研究考古学文化著称,创立了用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模式。他在这一章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技术”是什么。

        本书主编在“第1前言”中充分肯定了柴尔德关于“技术”的定义、技术的社会性,以及研究技术史对历史的重视但又必须区别于历史的观点,这些都是构成了这部多卷本《技术史》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主编进一步指出:“技术是历史的一个方面,特别是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读者理,有必要将一切人类活动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史上的主要事件,也就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但是技术的进步并不完全符合这种熟悉的模式,它有自己的年表,自的关键阶段。这是读者必须始终牢记的观点,因为他会发现,一些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上只扮演相对适中的角色并只获得很少记载的人,却大大发展了某些技术。”并举腓尼基人为世界带来字母表,伊特鲁里亚人精巧的黄金工艺,以及不列颠新石器时代的野蛮人建造的斯通亨奇环状列石为例。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也并不罕见。 

        正确处理和阐释技术和人文的关系,是七卷本《技术史》贯穿全书主脉,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虽然它已是90年前的观点,但仍可对我们思考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书名为什么叫“技术史”而不是“科技术史”。书编者显然认为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欧洲在19世纪以前主要是技术,科学要到19世纪末期才占绝对统治地位。先出版的前五卷内容4/5以上是技术史的,所以,命名为《技术史》是很恰当的。书的主编在“第三卷前言”中说: 

        毋庸置疑,在本卷所要讨论的这一时期内,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近代科学的兴起,它富有极大的潜力。中世纪末,科学与术的触点极少,且微不足道;解释自然现象成了哲学家的分内之事,至于其实际运用,则留给了工匠。只有在17世纪才有极少数人意识到(尽管这一念头在中世纪已有征兆),原来科学与技艺均与自然现象相关,且可以相互倚重。自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时代起,在欧洲就一直有人认为科学必须最终指导技术人员的活动,并认为科学性的技术将塑造文明的未来进程。 

        尽管如此,但若高估此类想法或是纯科学的成就对于本卷所涵盖时期的欧洲技术的影响,将是荒唐可笑的。很多工艺方法合理化并加以改善的早期尝试都是以惨败收场的。直到17世纪结束后好多年,工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工艺发明,而不是依赖系统性科学研究的成果。后者的绝对统治地位立于19世纪末期,这部《技术史》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因此尽管纯科学在16世纪和17世纪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技术的基本要素与早期时代没有很大的不同,像前几个世纪一样,这几个世纪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大量消耗熟练或不熟练的人力;小规模生产。即使在这个创造性的时代,发明和新方法也不以新颖性作为特征,因为循序渐进的工匠和企业仍处于主导地位。 

        科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欧洲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虽然与欧洲有所不同,但在科与技术的发展关系上,在格局和模式上却与欧洲有类似之处。问题出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七卷本《技术史》对欧洲古代技术和近现科学的发展历史有关系的阐述,这对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史会很有启发。 

        七卷本《技术史》最突出的优点是雅俗共赏。所谓雅,是指保证内容上的科学性,要给读者全面正确的知识;所谓俗,是指文字表述通俗,要把最艰涩难懂的内容,用平实可读性很强的文字表述出来,辅以插,文图结合,一目了然。做到雅俗共赏是很难的,在一个人身上兼备既是严肃的科学家,又是很有文采修养的写作家,并不是很多的。七卷本《技术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使全书的文字保持着统一的风格,称得上是通俗化的科学巨著,它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全世界多种语言译本的出版便是最好的明证。

        七卷本《技术》的唯一缺陷是,作为一部世界技术史,对东方亚洲部分记载得太少了,中国部分则因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编写在前面省略。中国历史文化与欧洲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到技术史上,中西之间究竟有何异同?这是个很值得研讨的有意义的课题。我们能否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的多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汲取七卷本《技术史》的成功经验,也编写一部雅俗共赏的两卷本《中国技术史》,以补足七卷本之缺陷,揭示出中国和欧洲两个不同文化系统技术史上的诸种问题,为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摘自《科学网》